| 106 | 0 | 6 |
| 下载次数 | 被引频次 | 阅读次数 |
清顺治朝册封五世达赖，颁赐金册、金印，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意义深远。五世达赖对印文的藏文部分重新作了翻译，所用词汇与清廷有明显区别。康熙末年，清廷册封七世达赖并赐予金印时，没有沿用五世达赖的封号，新封号既是朝廷对册封达赖态度谨慎的表现，也是清廷修改达赖封号、印章藏文用词的一种试探。雍正朝对七世达赖又重新册封，颁赐金印，进一步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从金印汉文部分来看，册封的封号与顺治朝只有译音上的一字之差，区别不大，但藏文却有较大变化，雍正朝颁赐金印印文与五世达赖所用词汇相对较为接近。三次颁赐金印藏译文变化的背后，包含了清廷对藏传佛教态度的演变，表现出清朝治理边疆文化理念已趋成熟。
Abstract：The Qing Shunzhi Emperor's conferral of titles and a golden seal to the 5th Dalai marked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seal's inscription,revised by the 5th Dalai,differed notably from the Qing court' s terminology. By the late Kangxi era,the 7th Dalai received a new title and golden seal,reflecting the court's cautious approach and its experimental revisions of Tibetan terminology. During the Yongzheng reign,the 7th Dalai was re-titled,with a new golden seal granted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central-Tibet relations. While the Chinese text on the seals changed minimally,the Tibetan translations underwent significant revisions,with the Yongzheng-era terms aligning more closely with those of the 5th Dalai. These shifts reveal the Qing court's evolving stance on Tibetan Buddhism,showcasing its maturing strategies for governance of the boarder areas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1)陈金钟编著西藏地方印谱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第页
(2)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上）》，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料汇编》（2），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4)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传》（藏文）第1册，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5-416页。
(5)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上）》，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第252页。
(1)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第页；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2)金印其实只有汉、满、藏三种文字，此处东嘎·洛桑赤列认为有四种文字有误。颁赐给固始汗的金印用的是满、汉、蒙三种文字。雍正时期颁赐七世达赖的金印增加了蒙古文，是四种文字。
(3)《清世祖实录》卷74，顺治十年四月丁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6页。
(1)对于“所”字，前人已有不少讨论。如王森认为，“所领天下释教”，是有意支持达赖为天下（实际是指蒙藏两族地区）藏传佛教的总领袖，而内地汉僧则不归他管；邓锐龄曾对此提出过不同的看法，认为“所”应与上文连读，“所”相当于宗教事务机构，这样清朝的册封仍是与元朝一样，“领天下释教”，但他本人对此说法仍感牵强，故后来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没有采纳以前提出的观点，接受了“所”是限定达赖管理范围的说法。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邓锐龄：《关于1652-1653年第五辈达赖喇嘛晋京的两个问题》，邓锐龄：《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258-265页。
(1)《清圣祖实录》卷286，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92页。
(2)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料汇编》（2），第310页。
(1)《满文奏折·敕谕策妄喇布坦派使人奏明杀害拉藏汗缘由事》，转引自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315页。
(2)《满文奏折·理藩院奏请议定六世达赖使臣待遇折》，转引自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第316页。
(3)参见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第316页。
(4)《满文奏折·敕谕策妄阿拉布坦派使人奏明杀害拉藏汗缘由事》，转引自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第316页。
(5)章嘉·若贝多杰：《七世达赖喇嘛传》，蒲文成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6)章嘉·若贝多杰：《七世达赖喇嘛传》，蒲文成译，第25页。
(1)杨珍：《允禵与小呼毕勒罕的交往》，《紫禁城》1991年第1期，第7页。
(2)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料汇编》（2），第330页。
(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料汇编》（2），第331页。
(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料汇编》（2），第333页。
(5)陈金钟编著：《西藏地方印谱》，第46页。
(6)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料汇编》（4），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712页。
(1)括号中汉文，为笔者所加。参见陈金钟编著：《西藏地方印谱》，第48页。
(2)明永乐帝赐得银协巴封号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
(1)《清太宗实录》卷64，崇德八年五月丁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7页。
(2)邓锐龄、冯智编：《西藏通史·清代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65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4)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上）》，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第248-249页。
(5)丁守和、陈有进、张跃铭等主编：《中国历代奏议大典》，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第10-11页。
(1)《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30页。
(2)李光地：《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榕村全集文录》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6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7页。
(3)扎西旺都编：《西藏历史档案公文选水晶明鉴》（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30页。
(1)《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卫藏通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6-157页。
(2)《清圣祖实录》卷91，康熙十九年闰八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5页。
(3)《清圣祖实录》卷91，康熙十九年闰八月戊子，第1155页。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K249;B946.6;H214;D691
引用信息:
[1]刘凤强,羊毛措.清前期封赐达赖印章研究[J].西藏研究,2024,No.208(05):66-76+157-158.
基金信息:
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礼仪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交往中的作用及影响研究（唐至清）”（项目编号：20BMZ032）; 2024年度西藏民族大学一般项目“藏文典籍翻译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24MDY2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