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双重边缘性及流动性构建的空间凝聚力:羌塘社会的霍尔情结
陈红;乌尼尔;社会空间的理论转向有利于从群际交往角度探讨历史的空间。长时段的历史进程蕴含复杂、多维的社会关系,能够赋予区域社会更高层次的论说维度。已有研究认为历史包含的关系结构是空间力量的来源。历史的空间结构塑造区域空间性并使其长期保持特定的空间特征。由此,去考察羌塘社会历史时发现,在线性时间下并非单纯的史事堆砌,羌塘社会空间因其高流动性而保持了双重边缘性特征,并表现为羌塘社会的霍尔情结。这是解释羌塘区域社会空间包容、混杂且有序的关键因素,是解释羌塘区域社会空间力量类型的基本要素。关于“■”和“■”称谓的讨论及对“藏北牧民”称谓的解释说明,羌塘社会具备的空间凝聚力是中国北方区域多民族实现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结构性力量。
边疆地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砥定、内涵要义与实践进路
余志坤;普布次仁;中华文明是中华大地上各族人群共同创造的。基于边疆及各民族视角审视中华文明，能够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从中华文明的五个特征来看，边疆区域融入国家疆域，生成了中华文明的存续空间；边疆地区进行开发治理，促进了中华文明创新发展；边疆政权坚持中华认同，推动了中华文明凝聚一体；边疆与中原双向互动，构筑了中华文明的交融格局；边疆地域扼守内外通道，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华文明的新自觉，它为边疆地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明确了基本内涵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成为边疆地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路径遵循。
“部会之争”与抗战时期边疆教育中央行政管理权的统一
沈杰;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成立，开始筹谋全国边疆教育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教育部蒙藏教育司与执掌蒙藏兴革事项的蒙藏委员会在蒙藏教育事业上存在职能重叠，双方围绕边疆教育中央行政管理权，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纷争。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边疆教育地位的上升，“部会之争”日益公开化和白热化。经过多方集中讨论和国民党高层的综合考量，1941年11月，国民政府颁发《边地青年教育及其人事行政实施纲领》,正式确立教育部主管全国边疆教育事务。“部会之争”,既反映了国民政府边疆教育中央行政管理权的演变过程，又展示了教育部统筹战时边疆教育体制的形成。
神山军镇和佛教控制:吐蕃统治于阗的方式
魏玉镯;陆离;在与唐朝几番争夺后,于阗最终被吐蕃攻陷。吐蕃对于阗的统治以军事征服为前提,整个于阗处于以神山军镇为核心的严密控制下。于阗国王的保留既是吐蕃在其被征服地区的通常做法,也与吐蕃在佛教层面加强对于阗的控制有关。这意味着于阗在政治、宗教上附属于吐蕃。于阗官员在日常政务运作中要接受神山军镇的领导。在吐蕃统治时期,于阗地区基层组织实行一种与吐蕃本土制度相混合的制度,且受到吐蕃官员的控制。与吐谷浑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为吐蕃进攻唐朝提供便利,从而以联姻方式对其笼络不同,吐蕃在于阗采取的是一种更为直接、严密的军事控制,如设置在于阗境内的“笼区”。吐蕃军队在于阗的待遇要比当地人高,当冲突发生时,裁决也偏向前者。因此,不能将吐蕃统治下于阗国王的存在和当地行政组织未变更看作吐蕃实行羁縻政策的表征。更不用说,吐蕃对于阗的统治与唐朝的羁縻政策并不相似。
西藏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价值意蕴及其现实路径
邢永民;侯希文;发展红色旅游是红色信息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红色档案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然地成为新时代推进西藏红色旅游融合创新发展的资源基础。在时间维度上的西藏红色档案资源，不仅形成了拓展层、核心层和生长层等多层级的生发路径与内涵特质，而且具有地方性、主题性、动态性和跨域性等多维特征。基于红色旅游发展语境中的西藏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以兼具国家视野与地方视角为统领，坚守红色档案的政治底色，实现其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发挥资政育人和发展红色经济的价值意蕴，并在其基本遵循与现实进路中，做好历史性阐释、加强故事化再现、推进科技性融入和增强创意性表达等内容，为新时代西藏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实践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传世经典与汉藏交流:新近发现的《法显传》藏译本研究
看本加;夸新木加;《法显传》藏译本由蒙古族高僧洛桑达央以汉文《历游天竺记》为蓝本,并参考蒙古文、外文等多种文本,于1918年翻译而成。藏译本由序言、正文、跋文三部分组成,正文有40章,并有52条注释。通过比对汉藏文本发现,藏译本忠实原文,表达通顺,极具风格,质量上乘,但也存在对部分原文理解不够、缺译、增译等问题。此藏译本也是继《大唐西域记》之后又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藏译,对汉藏佛教文化交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视角探讨时轮历宇宙结构
拉毛吉;人类学、社会学应现代性而诞生。过去与现代、自然与文化、人与物成为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在哲学领域,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现象学家和后现代主义学者都试图弥补主客体之间的沟壑,符号学家也曾尝试抛弃主客两极来解决这一困境。然而,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符号学家都进一步加深了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加剧了自然与文化、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分离。时至今日,人类学本体论转向,跳出以人为主体的视阈,尝试解决长久以来主客体之间形成的二元分立。用新的视角解读时轮历宇宙结构所包含的缘起逻辑、宇宙本原、时空观,不仅呈现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藏历宇宙结构独特的几何图式与宇宙模型之科学性,而且反映出东方文化共享的二元认知结构与相似的思维原则,二元的对立在相似性原则下相对应、相联系,形成集天、地、人于一体的宇宙结构,从而发展出大、小宇宙合一的生态观,自然与文化合一的道德观。这样的宇宙观、生态观与道德观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饮食人类学视域下成都藏族流动人口城市化研究
徐百永;李雨忆;藏餐饮经济是藏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中的主要经济行为之一。作为藏族文化符号的重要载体，藏餐饮不仅是探究藏族社会和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其变迁更是藏族流动人口城市化的重要表象之一。成都武侯祠藏餐饮在城市现代化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以家族经营为核心、以藏族流动人口消费为主并不断扩展至城市其他群体的特色经济。同时，城市多元环境使其在保留藏餐饮文化的同时不断创新，与城市其他群体的交往互动中努力融入主流社会，成为成都餐饮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探究藏餐饮及藏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和城市化，对于理解新时代我国城市民族关系、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西藏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研究
赵国栋;喜饶尼玛;“印茶入藏”现象是亚东关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问题，该现象呈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吊诡之处。贸易和税收的经济分析在理解亚东关问题上存在局限性，某些重要信息由此被掩盖。从政治经济史视角把微观史研究和宏观大历史研究相融合，是理解和阐释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的正确方法。英印看似“主动放弃”,但“印茶入藏”现象暴露出一个事实：亚东关“印茶入藏”的角色和命运是殖民主义整体运作逻辑的产物。亚东关“印茶入藏”背后的阴谋生成于殖民主义逻辑，涉及对印茶的殖民、印茶之发展以及茶叶走私等方面，其背后也隐藏着世界殖民势力瓜分掠夺的特定逻辑。中华文明坚信并奉行和、仁、美美与共等人类共同文明理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全人类以及有效应对殖民主义一类的人类巨大威胁具有重大决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