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授印文字研究
程忠红;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授印是国家行使在藏主权、强化在藏治权的重要施政措施,通过钩稽汉、藏、蒙等多语种历史文献,堪对传世印章实物与钤印旧档可知,授印文字是国家推行语言文字治理的重要体现。元明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军、政、教僧俗百官曾授予大量印章,且不同时期,针对不同职官授印的文字种类、合璧形式、合璧秩序呈现出不同特点,尤其是入印文字的丰富性,体现了我国民族与文化的多元性,是研究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以及西藏地方政治制度、职官制度等的重要史料。
将领神祀与国家认同:青海循化道帏地区民间信仰的重构
王耀科;循化位于青海省东部,自古是多民族杂融互嵌、民间信仰文化繁盛的区域。循化道帏拉则节是当地藏族民间祭祀山神的节日,以插箭等活动祭祀地方神灵,承载着地方民众的镇灾、赐福、祈求安澜生活等精神寄托。在山神信仰发展过程中,地方祭祀神灵的身份从原有地域民间山神转变为中原地区人格化神灵的国家将领,所展现的文化表征不仅是民众对自然神灵的崇奉,更是中原文化礼制正祀祠神与藏族民间山神信仰文化之间互相吸收、融合、形塑的结果。循化道帏地区民间宗教信仰仪式活动对多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及凝聚乡村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既反映了当下民族传承共有的精神信仰与历史文化记忆,亦是提升社会凝聚力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求。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阿米刘琦信仰研究
更群东主;河湟地区阿米刘琦信仰在不同民族中的表现形式与祭祀仪式存在差异,但均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尊重。这种共同的文化心理,既是各民族接纳并深化阿米刘琦信仰的内在动力,也为各民族文化交流搭建了基础,推动了彼此的情感共鸣。依托共同的信仰与祭祀活动,不同民族实现了精神层面的沟通,进一步增强了相互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一信仰现象在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积极的价值,同时也为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西藏表征体系中的“他者”镜像与可见性重构——兼论西藏农牧民的媒介实践
泽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殖民扩张浪潮中,西方列强利用媒介技术手段将中国西藏塑造为“原始社会”的象征,包括摄影在内的媒介技术在此过程中充当了殖民知识探索的工具,助推了空间征服行为,更巩固了“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认知结构。这些殖民时期构建的文本与视觉档案,深刻影响了后世对西藏的报道,形成了潜在的认知框架。在新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西藏民众借助新媒体技术,实现了从“被观察的客体”向“叙述历史的主体”的身份跃迁,从作为“被想象的边疆”到成为拥有“自我叙述”能力的社会主体。西藏民众的媒介实践有力证明:西藏这一文明高地,正以其现实主动的姿态,突破历史的认知桎梏,重塑自身的文明定义权。
民国时期英国人在中国西藏的摄影活动、影像传播与本土回应
姚孟君;民国时期,英国人以“探险”“考察”等名义多次进入中国西藏开展摄影活动,通过这一视觉技术构建了具有帝国主义与东方主义意味的“西藏图像”。摄影的传播与流入同样触发了西藏地方的文化回应与近代化体验。随着摄影逐渐进入宗教场所、社会活动与日常生活,藏族民众对影像的态度经历了从好奇、拒斥到理解、再创造的转变过程,使摄影在地方语境中被赋予新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这一史实揭示了英国人传入的摄影在西藏社会近代化中的复杂作用,地方社会在外来视觉体系冲击下的主动调适与在地化实践,为理解中国边疆地区的近代化历程提供了重要史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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