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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关于汉藏民族交往交流的记载颇多。交往交流推动了汉藏民族的进一步联系，促成了包括传统音乐在内的文化艺术领域的互鉴共融，加上汉藏传统音乐的结构都具备三分性的首部、中部、末部的相似性，使其保留各自固有特征的基础上又在交往中形成了新的更具特性的交融性特征。汉藏传统音乐中三分性结构及其共性特征的呈现，是在适应汉藏民族的文化生态、符合汉藏民族审美习性的基础上，演化成具有普适性特征的音乐结构模式。从外部因素来看，汉藏文化的相遇、碰撞等非音乐要素也可能对传统音乐结构产生影响，继而在两者间形成了既相互包容、又相互渗透的共融结果。
Abstract：Historical records document extens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ethnic groups,fostering deeper connections and mutual cultural enrichment,particularly in traditional music.Both Han and Tibetan traditional music share a tripartite structurecomprising an introduction,middle,and conclusion-retaining distinct features while developing new,blended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interaction.The tripartite structure and its shared traits reflect a universal musical framework shaped by the cultural ecologies and aesthetic preferences of Han and Tibetan communities.External factors,such as cultural encounters and non-musical influences,have also impacted these musical structures,resulting in a fusion that is both inclusive and mutually permeable.
(1)杨胜利:《从吐蕃人在唐朝的活动看汉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37页。
(2)参见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夏玉·平措次仁:《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等译,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2页。
(3)阿底峡尊者发掘:《西藏的观世音》,卢亚军译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
(4)参见雷磊、臧洁:《论杨慎的诗词融通观》,《中国韵文学刊》2024年第1期,第7—17页。
(5)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藏文)〉摘译(三)》,黄颢译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38页。
(6)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58页。
(7)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3页。
(8)参见边多:《西藏音乐史话》,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38—149页;更堆培杰编著:《西藏音乐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50页。
(9)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藏文)〉摘译(五)》,黄颢译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第55、63页。
(10)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藏文)〉摘译(四)》,黄颢译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23页。
(11)王安潮:《唐大曲与后世之乐的关系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26页。
(12)刘昫:《两唐书吐蕃传译注》,欧阳修撰修,罗广武译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32—33页。
(13)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第4489页。
(14)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4489页。
(15)参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0年,第117页。
(16)参见李学琴:《浅谈“谐”体情歌及其渊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第83—89页。
(17)参见田联韬:《藏族传统音乐形态分析研究(三)》,《西藏艺术研究》2013年第3期,第4—19页。
(18)文陈:《“谐”体民歌探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40页。
(19)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20)边多:《西藏音乐史话》,第139页。
(21)边多:《西藏音乐史话》,第138页。
(22)参见边多:《西藏音乐史话》,第140页。
(23)关于大曲的定义及其适用范围,《唐六典》卷14“协律郎”条载:“大乐署掌教——雅乐:大曲三十日成,小曲二十日。清乐大曲六十日,大文曲三十日,小曲十日。燕乐、西凉、龟兹、疏勒、安国、天竺、高昌大曲各三十日,次曲各二十日,小曲各十日。”参见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吐蕃传上》卷14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81页。
(24)唐大曲是一个总称,其中包括各种不同的部类,按照不同划分标准,类别亦不同,如前朝遗曲类、唐代创作曲类,清商乐、教坊部大曲、梨园法部法曲等。有一点很明确,唐大曲属于唐宫廷燕乐音乐,归属政府音乐机构,其创作、演出、流传都与其有关。
(25)唐代宫廷燕乐中,歌舞大曲代表着唐代音乐舞蹈艺术的最高水平,占据着重要地位。歌舞大曲是一种综合了歌唱、演奏、舞蹈,含有多段结构的大型乐舞,其吸收外来形式与音调,使歌舞音乐发展到更高阶段。大曲结构较为复杂,开始是“散曲”,由节奏自由的器乐演奏;接着是“中序”,是慢板的歌唱(有时插入舞蹈);最后是“入破”,这段舞曲节奏急促、起伏变化较大。
(26)王克芬:《敦煌石窟全集17·舞蹈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62页,转引自史敏、蔡均适、陈奕宁:《反弹琵琶舞探源与创新》,《敦煌研究》2023年第2期,第136页。
(27)参见边多:《西藏音乐史话》,第140页。
(28)参见觉嘎:《藏族传统音乐的分类和分布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信息和人文知识》,《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23—136页。
(29)刘餗:《隋唐嘉话》,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页,转引自杨逸:《舞以象成:宋朝“二舞”考论》,《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43页。
(30)王安潮:《〈秦王破阵乐〉考》,《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3期,第140页。
(31)参见王安潮:《唐大曲考》,博士学位论文,上海音乐学院,2007年,第132页。
(32)参见边多:《当代圣地乐论》,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7页。
(33)参见更堆培杰编著:《西藏音乐史》,第46页。
(34)参见《西藏舞蹈艺术》(CD),拉萨:西藏自治区文化厅,2011年。
(35)王安潮:《唐大曲考》,第137页。
(36)参见柏互玖:《唐俗乐大曲的结构及其形成》,《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4期,第48—57页。
(37)参见叶栋:《唐大曲曲式结构》,第43—64页。
(38)参见边多:《当代圣地乐论》,第262—265页。
(39)参见边多:《当代圣地乐论》,第267—268页。
(40)参见边多:《当代圣地乐论》,第269页。
(41)王安潮:《唐大曲考》,第128页。
(42)参见更堆培杰编著:《西藏音乐史》,第49页。
(43)王安潮:《唐大曲音乐结构分析》,《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21页。
(44)参见贾达群:《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45)柏互玖:《行为·制度·观念:“一曲多变”现象形成原因研究的三个层面》,《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30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J607
引用信息:
[1]张玉红.论汉藏传统音乐中三分性结构及其共性特征的呈现[J].西藏研究,2025,No.212(03):11-22+155.
基金信息:
2024年度西藏大学博士研究生高水平人才培养计划项目“三分性结构及其共性特征——以藏汉传统音乐中的呈现为例”(项目编号：2022-GSP-B026)阶段性成果
2025-06-25
2025-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