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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1, No.204 123-130+159
改革开放以来清末川边治理研究鸟瞰
基金项目(Foundation): 福建省2021年度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项目“清代康巴藏区治理政策史研究”(项目编号:JSZM202101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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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末,随着西南边防危机日趋严峻,清政府着意强化对川边地区的经营与管控,成为西南边防构建与川边藏区治理史上的重要一页。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清末川边治理的研究不断推进,取得长足进展,主要表现为专题性深研逐渐取代宏观性审视、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等方面,成为清末西南边政史研究园地中的一朵靓丽鲜花。总结过往,可得出目前清末川边治理研究在史料拓展、问题设计以及研究视角、学科交融等方面尚有若干不足。

Abstract: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and the governance of Tibetan areas was writte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made efforts to strengthen it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ver the Sichuan border region,as the crisis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became more severe. Scholarly research on governance in Sichuan in late Qing Dynasty has advanced steadi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PRC in late 1970s. This advancement is mostly manifested in a burgeoning research community and a move from broad analysis to focused in-depth study. Nonetheless,it can be said that there are still certain issues with developing research objectives,incorporating disciplines,examining viewpoints,and enlarging historical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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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要者如翁之藏:《西康之实况》,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傅嵩炑:《西康建省记》,上海:中华印刷公司,1932年;陈志明:《西康沿革考》,南京:拔提书店,1933年;陈重为:《西康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杨仲华:《西康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梅心如:《西康》,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张敬熙:《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雅安:雅安健康日报社,1942年等。

(2)需说明的是,史料整理出版亦属研究成绩重要体现,有鉴学界对此已做过系统梳理,不赘。参见王川:《40年来近现代康藏汉文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38—143页。

(3)参见陈一石:《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二),《西藏研究》1986年第2期,第51—52页。

(4)参见张秋雯:《清季鹿传霖力主收回瞻对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8年第29期,第36页。

(5)参见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第25页。

(6)参见何云华:《“凤全事件”之我见》,《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第117页。

(7)参见张学君:《巴塘教案与清政府对西藏政策的变化》,《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第69页。

(8)参见张秋雯:《清末巴塘变乱之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年第10期,第241页。

(9)参见杨策:《评清末在川边、西藏的改革新政》,《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第5期,第13页。

(10)参见徐铭:《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初探》,《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第119页。

(11)参见李茂郁:《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西藏研究》1984年第2期,第21页。

(12)参见董守义:《清末西南改土归流决策论》,《史学集刊》1992年第1期,第43—45页。

(13)主要包括《清末川铸藏元与印度卢比》,《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72—85页;《印茶侵销西藏与清王朝的对策》,《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第24—33页;《川边藏区交通乌拉差徭考索》,《西藏研究》1984年第1期,第45—60页;《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250—266页。

(14)参见陈国勇:《清末川边“兴学”述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第129页。

(15)参见张炼:《清末川边藏区教育的开发述评》,《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71—72页。

(16)参见朱解琳:《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与兴办教育》,《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第36页。

(17)参见王笛:《清末川边兴学概述》,《西藏研究》1986年第2期,第55页。

(18)参见宋德扬:《试论赵尔丰在经营川边中以兴学为先的思想》,《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6期,第98页。

(19)参见冯有志:《西康史拾遗》,康定: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内部出版,1993年,第46页。

(20)参见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78—179页。

(21)参见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165页。

(22)参见朱解琳:《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页。

(23)参见玉珠措姆:《瞻对工布朗结事件对清末汉藏关系的影响》,《中国藏学》2015年第2期,第121—126页。

(24)参见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西藏研究》2012年第5期,第26—27页。

(25)参见康欣平:《从“收回”到“赏给”:1896—1897年间清廷处理瞻对归属事件析论》,《西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17—26页。

(26)参见潘崇:《承前启后:锡良督川时期筹瞻川属考》,《史林》2015年第3期,第77—85页。

(27)参见张秋雯:《赵尔丰与瞻对改流》,蒙藏委员会编印,2001年,第66页。

(28)参见石硕:《瞻对:小地方、大历史——清代川藏大道上的节点与风云之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48页。

(29)参见柳岳武:《晚清治理生番研究——以瞻对为中心》,《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03页。

(30)参见任新建:《凤全与巴塘事变》,《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第10页。

(31)参见刘达永:《1904年霍西笔下的巴塘、丁林寺与“乙巳凤全死亡事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27页。

(32)参见潘崇:《危中觅机:清政府应对巴塘事变考论》,《西藏研究》2020年第6期,第47页。

(33)参见蔡丽平、代维:《危机与应对:凤全事件后清政府对康区的治理》,《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11页。

(34)参见康欣平:《有泰视角下的凤全之死——以〈有泰驻藏日记〉为中心的解析》,《西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5—11页。

(35)参见何溯源著,汤芸译,彭文斌校对:《巴塘事变:康区及其在近代汉藏史上的重要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1—9页。

(36)参见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2页。

(37)参见赵艾东、李真:《清末巴塘改土归流、地方秩序重建与国家认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第17页。

(38)参见魏红珊:《清末民国巴塘地区“边疆治理”实践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第83—94页。

(39)参见高玮:《从川边改土归流看清廷治边思想的转变》,《民族史研究》第6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22—328页。

(40)参见马国君、李红香:《清末康区“改土归流”的动因及后续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21页。

(41)参见卢梅:《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第96—105页。

(42)参见贾霄锋、马千惠:《重构·变迁:清末改土归流与川边藏族社会嬗变》,《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第167页。

(43)徐君:《固边图藏:清末赵尔丰川边经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37页。

(44)何一民:《20世纪初年川边藏区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48页。

(45)参见戴鞍钢:《清末新政与新疆、西藏、川边地区经济的演变——兼与东部地区的比较》,《云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90—91页。

(46)参见潘崇:《锡良与清末川边新政》,《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2—116页。

(47)参见邹礼洪:《清末川边屯垦与牧争地问题探析》,《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28—31页。

(48)参见林鸿荣:《清末川边藏区的林事活动》,《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3—16页。

(49)参见李何春:《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赵尔丰盐业改革措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第93—101页。

(50)参见秦和平:《清末川藏地区建设电报通讯之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2—153页。

(51)参见徐君:《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之反思》,《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第113—117页。

(52)参见赵艾东:《清末川边兴学对藏族女性的近代启蒙与塑造——巴塘女学堂师生合影考》,《中国藏学》2020年第4期,第148—159页。

(53)参见凌兴珍:《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第6期,第123—132页。

(54)参见阴海燕:《清末四川藏文学堂兴办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8、17页。

(55)参见姚便芳:《清末川边藏区实业教育发展述评》,《西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98—103页。

(56)参见秦和平:《从清末巴塘官话教育认识藏汉民众交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26—133页。

(57)参见王曙明、周伟洲:《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中国藏学》2013年第2期,第30—41页。

(58)参见刘严付、向晓东:《赵尔丰对川边藏区风俗的改革》,《四川档案》2001年第5期,第38—39页。

(59)参见余仕麟:《晚清藏区“藏俗改良”运动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第212页。

(60)参见陈沛杉:《清末川边县政新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47—153页。

(61)参见潘崇:《清末锡良用兵泰凝始末》,《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34—45页。

(62)参见潘崇:《清末川边治理之一瞥——以锡良、刘廷恕关系演变为中心》,《西藏研究》2018年第4期,第45页。

(63)参见孙洁、董强:《清末川边治理中赵尔丰与清廷互动论析》,《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第146—151页。

(64)参见赵云田:《清末川边改革新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第38—49页。

(65)参见段鑫:《晚清民国时期滇藏川毗连地区治理中若干整体性特征分析》,《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第224—233页。

(66)参见周智生:《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第78—96页。

(6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页。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K252;D691

引用信息:

[1]潘崇,蒋小迪.改革开放以来清末川边治理研究鸟瞰[J].西藏研究,2024,No.204(01):123-130+159.

基金信息:

福建省2021年度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项目“清代康巴藏区治理政策史研究”(项目编号:JSZM202101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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