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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的夏鲁寺壁画艺术分为1020年代、1040年代以及1080年代以后三个发展时期,经历过三种风格的演变与叠加,首先是波罗—中亚艺术风格中的早期“萨玛达类型”,中期出现直接来自印度的相对纯粹的波罗艺术风格,后期则是与扎塘寺壁画相类似的1 1世纪末叶夏鲁寺特有的综合艺术样式。夏鲁寺位于上、下两路弘法的交汇处,同时还与南亚建立关系,因而成为1 1世纪后弘期东、西、南三方的衔接点。这些充分展示了1 1世纪卫藏腹地年楚河流域曾有过多民族、多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
Abstract：The mural art of Shalu Monastery in the 11th centu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evelopmental periods:the 1020s,1040s,and post-1080s,experiencing the evolution and superimposition of three styles.Initially,there was the early "Samada type" of the PalaCentral Asian art style.The middle period saw the emergence of a relatively pure Pala art style directly from India.The later period featured a unique comprehensive artistic style of Shalu Monastery in the late 11th century,similar to the murals of Dratang Temple.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upper and lower routes of Buddhism propagation and 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s with South Asia,Shalu Monastery became a connecting point for the eastern,western,and southern regions during the later diffusion period of the 11th century.These fully demonstrate the history of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 the Nyangchu Tsangpo River basin in the heartland of UTsang during the 11th century.
(1)参见张亚莎、威丽斯:《扎塘寺壁画艺术渊源再探》,《中国藏学》2022年第1期,第177—187页。
(2)参见仁青卓玛、当增扎西:《文献学视域下的西藏夏鲁寺创建与扩建历史及其教法传承新析》,《中国藏学》2022年第6期,第66—68页。
(3)参见觉囊·多罗那他:《后藏志》,佘万治译,阿旺校订,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3—85页。
(4)图片来源于宿白:《西藏日喀则地区寺庙调查记(上)——西藏寺院调查记之三》,《文物》1992年第5期,第33页。
(1)参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1—223页。
(2)参见陈庆英、张亚莎主编:《西藏通史·宋代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第450—460页。
(3)杜齐仔细观察了有题记的两个殿堂中的壁画,认为正殿壁画虽然技法还有些稚嫩,但显然与东印度波罗艺术有密切联系;东配殿的一些壁画显示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杜齐对其中一幅僧人像给予了很高评价:西藏很少有人能画出这样的境界——简洁而庄严又不失典雅的气质跃然于壁面之上。杜齐认为这些壁画确实显示出中亚艺术的传统,其绘制遵循的是于阗风格。参见G·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笳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Giuseppe Tucci,Tibetan Painted Scrolls,Ⅳ,2006,p.356.
(1)参见新疆石窟研究所:《西域壁画全集6: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142图。
(2)参见段文杰主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9:敦煌五代·宋》,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3)参见马炜、蒙中编著:《西域绘画》,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6页233图。
(4)图2—图5、图6a、图7a、图8a、图9a、图15—图17均为李建雄拍摄于西藏文化博物馆“2023年夏鲁寺专题展览”中的图片。
(1)图6b、图7b、图8b、图9b为笔者绘制。
(1)参见贾玉平:《西藏夏鲁寺“介尊·喜饶琼乃”壁画释读》,《藏学学刊》第21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第154—165页。
(2)参见觉囊·多罗那他:《后藏志》,佘万治译,阿旺校订,第85—86页。
(1)11世纪卫藏早期佛堂多以雕塑为主体,在雕塑的空余之处才绘以壁画,雕塑与壁画彼此不相叠压,体现了一个整体的教义逻辑,不像后弘期中期以后,壁画不再作为塑像的补白出现。
(2)图10—图14,参见杨鸿蛟:《11至14世纪夏鲁寺般若佛母殿绘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第62—72页。
(1)参见Giuseppe Tucci,"Gyantse and its Monasteries",Indo—Tibet Sata-Pitakaseries IndoAsian Literatures,Vol.3,1989,p.353.
(2)参见张亚莎:《11世纪卫藏波罗样式考述》,《藏学学刊》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1—133页。
(3)图A、图B与图C三铺说法图均出自果康殿内,是若干铺说法图中保存相对较好者。
(1)参见张亚莎:《宋代的西藏美术》,《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79—84页。
(2)参见张亚莎、威丽斯:《扎塘寺壁画艺术渊源再探》,第177—187页。
(3)参见张亚莎:《印度·卫藏·敦煌的波罗——中亚艺术风格论》,《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1—8页。
(1)参见张雅静、何芳:《“第五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2期,第139—149页。
(1)参见张亚莎:《11世纪卫藏波罗艺术风格考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与提要》,北京,2002年9月。
(2)参见图齐:《佛寺总论》,魏正中、萨尔吉主编:《梵天佛地》第4卷,《江孜及其寺院》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1)参见王瑞雷:《从乃甲切木石窟看庆喜藏系金刚界坛城在后藏的传播》,《敦煌研究》2014年第5期,第16页;夏格旺堆、熊文彬、何伟等:《西藏定结县恰姆石窟》,《考古》2012年第7期,第68—76页。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J218.6
引用信息:
[1]张亚莎,罗延焱.11世纪卫藏地区艺术多元化交融历程之映像——夏鲁寺11世纪艺术编年史考述[J].西藏研究,2024,No.207(04):76-89+161.
基金信息: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岩画文化遗产资料集成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8ZDA32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