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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青海等地考古发掘出土,以及由私人或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吐蕃金银器及饰件,数量可观,已成为研究吐蕃社会历史与文化面貌的实物材料之一。以吐蕃金银器、饰件上所含有的狮子纹样为线索,根据特点与形态将其进行初步分类,在此基础上与不同文化中的狮纹题材进行比对,可以观察到吐蕃金银器物、饰件上的狮纹在制作时参考、借鉴了唐代中原、西亚萨珊波斯以及中亚粟特文化中的艺术表现手法与风格,并且展现出较为清晰的艺术演变脉络。同时,吐蕃工匠在创制时并未一概照搬,而是融合多种狮纹样式于吐蕃金银器物之上,所形成的独特风格也是体现吐蕃多元荟萃审美艺术特点的一个例证。
Abstract：The quantity of Tibetan gold and silver products and decorations is noteworthy,having remained unearthed by archaeological digs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Qinghai,and other locations,as well as by private persons or museums. Antique Tibetan gold and silver goods are now one of the tangible resources used to research Tubo's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This study compares the lion patterns found in various cultures with the ones found in Tibetan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and ornaments. It finds that the lion patterns on Tibetan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and ornaments draw inspiration from the artistic expressions and styles of the Tang Dynasty,Sassanid Persia in West Asia,and Sogdian culture in Central Asia,indicating a relatively clear artistic evolution.The distinctive style that resulted is another illustration of the qualities of the varied aesthetic art of Tubo. However,the Tibetan artisans did not replicate all of the aforementioned styles while they were creating them;instead,they combined a number of lion patterns on the Tibetan gold and silver goods.
(1)参见格西·曲吉扎巴:《格西曲扎藏文辞典》,法尊、张克强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909页。
(2)龙树:《大智度论》卷7,鸠摩罗什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1)参见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卷6,季羡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14页。
(2)周贵华:《印度佛教:从佛教起源至公元7世纪》,魏道儒主编:《世界佛教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3)参见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黄颢、周润年译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4)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十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2页。
(5)参见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
(6)参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编著:《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总目录(上、下)》,第36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963页。
(7)参见沈琛:《麝香之路:7—10世纪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中国藏学》 2020年第1期,第53—54页。
(8)因为篇幅有限,下文中部分器物只展现局部。
(9)该器物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通高9.8厘米、底径10厘米、口径12厘米。杯身长直,为直筒状。杯口部包有一圈联珠纹样。杯身焊有上下一套完整的指垫与指环。器物底部刻写藏文一行:(?)详见M.L.Cater,"Three Silver Vessels from Tibet's Earliest Historical Era:A Preliminary Study", Clevel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vol.3,1998,pp.23-25;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1)该器物器长30厘米、口径9.1厘米。器物口沿处边缘装点联珠纹一周,下方为戳点忍冬卷草纹一周。底部小口为鹿头装点,角为柱状。采自M.L.Cater,"Three Silver Vessels from Tibet's Earliest Historical Era:A Preliminary Study",pp.28-31;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174页。
(2)图片均采自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官方网站。
(3)此器物为碗形鋬指杯。参见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第237页。
(4)参见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第243页。
(5)敞口,器腹较深,呈圆弧形下收。杯底带圈足,联珠纹装点一周。杯口处带指把一具,且杯上部装饰联珠纹一周。详见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70页;M.L.Cater,“Three Silver Vessels from Tibet's Earliest Historical Era:A Preliminary Study",pp.35-40;A.Heller,"The Silver Jug of the Lhasa Jokhang:Some Observations on silver objects and costume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7 th-9 th century)",Silk and Road Archaeology,2003,pp.213-237.
(1)该器物敞口,器腹下收,杯壁呈圆弧形,圈足,并带有一具含指垫的杯把。口沿部含有一周联珠文。详见A.Heller,"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efacts",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lion for bon research,vol.1,2013,pp.277-280.
(2)该组饰片主要纹饰为羚羊、狮子等,多作奔跑状,四蹄飞扬,极富动感。带饰背后四角上各有一颗金钉可供穿系皮革之类。见苏淑芳:《金曜风华·赤猊青骢——梦蝶轩藏古代金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4—95页。
(3)参见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第276页。
(4)参见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第82页。
(1)参见苏淑芳:《金曜风华·赤猊青骢——梦蝶轩藏古代金饰》,第56页。
(2)图3-1、3-2采自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第275、82页;图3-3采自苏淑芳:《金曜风华·赤猊青骢——梦蝶轩藏古代金饰》,第56页。
(3)该器物高23厘米,底径6.5厘米、口径8厘米。瓶体修长,呈喇叭口状,细长颈,圆肩,长鼓腹,圈足,底部一圈联珠纹样。详见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65页;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第169页;M.L.Cater,"Three Silver Vessels from Tibet's Earliest Historical Era:A Preliminary Study",pp.25-28.
(4)图4-1采自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官方页面;图4-2采自微信公众号《文博中国》。
(5)该件饰品出土于西藏当雄墓地,关于该墓葬的详细情况,有待正式考古简报的公布。该器物色泽鲜亮,器身笔直细长,整体由圆形佩环,耳柄,器身,端首四部分构成,通长约10厘米,最宽处约为1.3厘米。
(1)参见仝涛:《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第28—30页:图23、24。
(2)图5-1、5-2采自仝涛《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第30—31页,图24、25;图5-3采自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第289页。
(3)参见霍巍:《吐蕃马具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考古》 2009年第11期,第77—85页。
(4)参见韩建华:《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 2021第8期,第62页,图32。
(5)参见韩建华:《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第62页,图32。
(6)图6-1、6-2采自韩建华:《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第62页,图32。
(1)巴桑旺堆、霍巍、阿米·海勒、汤惠生、夏吾卡先等学者都专门撰文讨论西藏、青海等不同地点出土的石狮制作年代与雕刻风格,有外来中亚伊朗说、中原唐代说以及融合说三种基本观点,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
(2)参见吴铁、朱利民:《蠡测陕西唐代帝陵狮子石雕中的外来文化元素》,《西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110—112页;张建林:《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第87—89页。
(3)该银盘六曲葵花形口,宽边沿,浅腹敞口,采取中心置图,狮子周围辅以六组团花,盘沿饰阔叶团花六组。图文信息采自内蒙古博物院网站。
(4)图7-1、7-2采自贺艳:《唐陵石狮造型演变及其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21年,第73—74页;图7-3、7-5采自汤惠生:《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考古》2003年第12期,第85页,图5;图7-4采自内蒙古博物馆官方页面。
(5)参见汤惠生:《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第83页。
(6)参见汤惠生:《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第83页。
(7)参见谢继胜:《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兼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渊源》,《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第127页。
(8)参见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46—51页。
(1)参见谢继胜:《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兼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渊源》,第127页。
(2)图8-1采自汤惠生:《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第83页,图1;图8-2采自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艺术·榆林第25窟附第15窟(中唐)》,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图8;图8-3采自张长虹、张延清:《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2019年第1期,第15页,图5。
(3)参见张长虹、张延清:《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第21页;谢继胜:《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兼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渊源》,第127页。
(4)参见沙武田:《榆林窟第25窟:敦煌图像中的唐蕃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4页。
(5)“乌兰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的护颈上的对狮纹饰,狮子卷曲状鬃毛、尾夹于腿间的特征与目前青藏高原地区吐蕃时期的狮子造型非常相似,二者应该属于同一传统”,采自李帅、祝铭:《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鎏金银冠初探》,《中国藏学》2022年第4期,第35页;A.Heller,"Lions and Elephants in Tibet,Eighth to Ninth Centuries",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Vol.2,2007,pp.55-64.
(6)该件器物出自都兰吐蕃墓M3,约2厘米见方。参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图42。
(7)参见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中国西藏》2003年第1期,第68页。
(1)图9-1、9-2摘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第67页;图9-3摘自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第68页,图6。
(2)参见芦苇:《波斯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18页。
(3)参见罗世平、齐东方:《波斯和伊斯兰美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6页。
(4)参见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第83页。
(1)图10-1采自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69页;10-2采自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第82页。
(2)这种穿着半臂交领短袍子的人物形象在都兰出土棺板画上也有所见,艾米·海勒认为这种王子装的服饰与敦煌159窟壁画中的赞普服饰相似,但这种短上衣的风格则是传统风俗之外的一个特例。见阿米·海勒:《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至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杨清凡译,《藏学学刊》2007年第3辑,第201 203页。
(3)参见杨静、沈爱凤:《萨珊时期的帝王狩猎图研究》,《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第133页。
(4)参见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第83页。
(5)参见王樾:《萨珊银币上的王冠》,《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9期,第146—153页。
(6)参见齐东方:《虞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文物》2006年第8期,第80页。
(1)图11-1采自颜双爽:《联珠纹图像研究——以唐代丝织品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2021年,第26页,图6;图11-2采自陈振旺、郭美娟、王爱婷:《隋代中期莫高窟藻井图案研究》,《敦煌研究》2020年第1期,第57页,图4;图11-3采自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第89页。
(2)参见杨瑾:《中国学者视野中敦煌与波斯关系研究现状与展望》,《敦煌研究》2021年第5期,第10—14页。
(3)参见陈振旺、郭美娟、王爱婷:《隋代中期莫高窟藻井图案研究》,第57页;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1页。
(4)图12-1采自苏淑芳:《金曜风华·赤猊青骢——梦蝶轩藏古代金饰》,2013年,第48—49页;图12-2采自刘思:《粟特文化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第48—49页。
(5)参见刘思:《粟特文化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武汉理工大学,2017年,第88—89页。
(1)参见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42—161页;张延清:《从考古发现看青海道与丝绸之路》,《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3期,第104—116页。
(2)猎狮题材在撒马尔罕等中亚粟特考古遗址附近都较为常见,著名的是片治肯特壁画与大使厅壁画。见王静、沈睿文:《大使厅壁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6—9页。
(3)帝王狩猎图的题材起源还可往前追溯至阿契美尼德王朝与亚述时期,但由于本文重点讨论金银器,故重点关注萨珊波斯时代。
(4)D.Twitchett and A.F.Wright,Perspectives on the T'ang,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1;参见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1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876.43
引用信息:
[1]张大利.吐蕃黄金制品上的狮纹研究[J].西藏研究,2023,No.203(06):69-80+15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