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研究》汉文版

参考文献

(1)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New Dhile: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1964,Vol. 1.

(2)乌力吉:《拥有藏文文集的蒙古族著名学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第100页。

(1)苏德系蒙古语，是智慧、聪慧之意;阿秀郭夏则是梵语Ashvaghosha的音译，意为马鸣，乃是古印度著名佛学家的名字。苏德·阿秀郭夏这个名字转换成藏语为罗桑达央。这与此文德里版的出版前言及国内学者文章中所说作者罗桑旦真别名罗桑达样的说法一致。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1964,Vol. 1,p. v;·乌力吉:《拥有藏文文集的蒙古族著名学者》，第100页。

(2)参见■手抄本，第14b页。

(3)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Vol. 2,p. 30a．

(4)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Vol. 1,p. v;·乌力吉:《拥有藏文文集的蒙古族著名学者》，第100页。

(5)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Vol. 2,pp. 187b-188a．

(6)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Vol. 1,pp. 11b5-6.

(1)藏文史籍《蒙古佛教史》《松巴佛教史》《汉藏蒙史记》《金册》皆载有萨迦班智达于凉州造蒙古字的记载，区别于八思巴造蒙古新字。

(2)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1964．

(3)Blo bzangrtamgrin,Rje Btsun Blo Bzang Rta Dbyangs Kyi Gsung’Bum,New Delhi:Mongolian Lama Guru Deva,1975,vol. 2,pp. 1a-16b.

(1)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编:《西北少数民族文献》第8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10页。

(2)参见乌力吉:《拥有藏文文集的蒙古族学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第95—100页;树林、海春生:《蒙古族藏文佛教历史著作及其特征》，《中国藏学》2018年第S0期，第199—203页;树林:《蒙古族高僧藏文著作简论》，《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175—184页。

(3)参见Matthew William King,Writing True Place in the Twilight of Empire and the Dawn of Revolution:The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of the Mongol Zawa Damdin Luwsan damdin(1867-1937),Toronto:Department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2014; Matthew W. King,OCEAN OF MILK,OCEAN OF BIOOD:A Mongolian Monk in the Ruins of the Qing Empri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

(4)参见树林:《蒙古族高僧藏文著作简论》，第177页。

(5)参见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Tibetan Buddhism Meets Protestant Christianity:A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 of Māyang Pandita with Cecil H. Polhill near Xining,Qinghai”,on January 1890,pp. 14-16，《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辑刊》第8辑，pp. 443-482; Rustam Sabirov，“The Tulku Institution and Future of Buddhism in Mongolia”,Acta Mongolica Vol. 18,(2019),pp. 119-129; Vesna A. Wallace,Local Literatures:Mongolia,Brill’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Edited by Jonathan Silk(2015),pp. 883-892; Krisztina Teleki and Richard R. Ernst，“Analysis of a Unique Painting Presenting Gandantegchenlin Monastery in Ulaanbaatar around 1850”,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des Seminars für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t Bonn,vol. 42(2013),pp. 161-180; Richard R. Ernst,Richard R. Ernst,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des Seminars für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t Bonn,vol. 42(2013),pp. 135-160.

(6)月亮的异名。

(7)弦乐器的总称。

(1)文中的■等词虽然大体上都指“蒙古”，但具体含义又存在些许差别，故为了不混淆这些词汇之所指，使译文文意畅通，译文中将■三词直译为“蒙古”，这三个词在藏文文献中一般可以确定是“蒙古”的对义，不存在别义。原文中冦乡下一词大多指“蒙古”，但有时会超出“蒙古”的范畴，且该词在藏文语境中也并非仅指“蒙古”，故译文中将其音译为“霍尔”，把■译为“霍尔蒙古”。同时，为了确保读者引用时的准确性，译文中将在翻译的同时标注出其藏文拼写。

(2)即指活动于印度以北的广大中亚地区的各突厥、蒙古部族，在后期尤其是清代的藏文文献中，这些人群常被当作蒙古人，但其内部成分复杂，多为突厥血统的民族。在藏文文献中冦乡下这个词出现的较早，且在历代所指的具体民族都有所不同，故■一词文中虽有“上部蒙古”之意，但为客观起见，在汉译时笔者选择将其音译，并标注出藏文原文，意在保留文本原貌，为读者及研究者留下足够的探讨空间。

(3)■

(4)《世界广说》中写作■，高丽是朝鲜半岛的古国，后来被朝鲜王朝取代，此处所指即是朝鲜。参见松巴·益西巴觉、赞普·丹增赤列:《世界总论·世界广论》(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6页。

(5)即迦湿弥罗、羯湿弥罗，梵语Kas'mira，位于西北印度犍陀罗地方的东北、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古国。藏文又写作■

(6)即波斯(Perisia)，伊朗古称。古代藏文文献中称呼波斯为■，可能对应古代汉文文献中的“大食”一词。此处的■应是清代新译。

(7)藏文又写作■，该地名在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较早，但目前国内的藏文辞书中查不到它的确切释义。王尧、陈践曾在藏文史籍《奈巴教法史》的汉译本中将该词译为“吐火罗”。笔者在国外的电子词典“Tibetan Dictionary”中查得三个结果:(1)Leves Waldo考证为theturkomans,tukhara;(2)James Valby考证为Kingdomn. w. of Kasmir;(3)Rangjung Yeshe考证为the Turkomans,Tukhara。由此看来，该地名在早期藏文文献中似乎指的就是吐火罗。该词在清代藏文文献中多写作倁下乐乀乡不，其所指似乎也不仅限于中亚土库曼斯坦一带的古吐火罗地区，而是延伸至包括于阗等地在内的横跨帕米尔高原东西的广大地区。西部为大托嘎尔，东部于阗等地为小托嘎尔。故文中为避免产生歧义便不再译为吐火罗，而是音译为托嘎尔。参见扎巴孟兰洛卓著，王尧、陈践译:《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第114页;松巴·益西巴觉、赞普·丹增赤列:《世界总论·世界广论》(藏文)，第258—274页。

(1)八思巴在《彰所知论》之“器世界品第一”中讲述赡部洲之境域的详细情况时指出:“另据称有十六大地域，千小地域，三百六十种不同民族，七百二十种不同语言。”后在《蒙古佛教史》《蒙古佛教源流·白莲花鬘》二书所载萨迦祖师索南孜摩或扎巴坚赞，授予萨迦班智达蒙古地方将派遣使者来迎接他去传法的授记中，以“具有三百六十种不同民族和七百六十种不同语言之霍尔地方”来描述蒙古地方。只不过《蒙古佛教史》中称授记人为扎巴坚赞，《蒙古佛教源流·白莲花鬘》称授记人为索南孜摩。参见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编辑整理:《萨迦五祖全集对堪本》(17/25)(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久明柔白多杰:《蒙古佛教史》(藏文)，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丹曲嘉措著，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民族语文办公室编:《河南文史资料选辑》(藏文)第1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135—136页。

(2)按敏珠尔四世的《世界广说》中“印度人将与托嘎尔、于阗、汉地和塔拉(■)四地之北部相连的地方称为苏卡巴纳(■)，欧洲人(■)称为达尔达那(■)或鞑靼利亚(■)的地方即有大蒙古地方(■)”的记载可知，这是印度人对北亚地区的称呼。■可能是拼写方式不同，也可能是抄写、刊刻过程中分音点脱落造成的。参见松巴·益西巴觉、赞普·丹增赤列:《世界总论·世界广论》(藏文)，第269—270页。

(3)与后文出现的■是同一意思，指突厥、突厥地方。此处特指中亚、西亚一带的突厥地方。

(4)按古格·其美多吉在《世界广说》汉文译注本中的注释，他认为这个地名指的是俄罗斯的喀山。参见坚贝确吉·单增赤列著，古格·其美多吉译注:《世界广说——大赡部洲广说情器谱明镜》，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2页。

(5)从读音判断应是指卡尔梅克(Хальмг)，今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境。

(6)从前后文的记述来看这是一个自古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民族，也是蒙古民族的诸多来源之一。该部族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称为鬲昆，隋唐时期被称作契骨。宋辽时期被称作黠戛斯。元代被称为乞尔吉思或吉利吉思。18世纪初有一部分人从原来的生活区域(叶尼塞河上游萨彦岭以南的图瓦地区)迁徙至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一带，后来发展成为今新疆、中亚一带的柯尔克孜族。此处所指应当是当时未迁徙仍居留原地的那部分人，在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境内。

(7)即也克蒙古、大蒙古，也克蒙古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蒙古历史文献中对成吉思汗建立的“也克蒙古兀鲁斯”的记载，后来也常指整个蒙古地区，藏文常译作■。但此处从上下文来看，指除中部蒙古(包含卫拉特、喀尔喀、巴达霍尔、乌梁海等地方)和下部蒙古(包含巴尔虎、布里亚特、索伦、察哈尔等地方)外中亚、西亚一带的蒙古人活动地区。《蒙古佛教源流·白莲花鬘》中又有“固始汗之后裔青海三十三札萨克(■)称为大蒙古、伊克蒙古(■)，除此之外都称为索波、蒙古”的说法。参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民族语文办公室编:《河南文史资料选辑》(藏文)第1卷，第32页。

(8)常译作厄鲁特、斡亦剌惕，藏文文献中常作■等不同写法，文中出现了■两种写法，都译作卫拉特。卫拉特四部一般认为是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藏文文献《松巴佛教史》中又有“厄鲁特四部八支”(■)的记载，分别是:■(巴尔虎、布里亚特)、■(辉特、巴图特)、■(和硕尼、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并指出后有的(记载)将后面两个单独提出，视为卫拉特，分为四部;《蒙古佛教源流·白莲花鬘》也有类似记载，分别是:巴尔虎、布里亚特;辉特、巴图特;和硕尼、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参见松巴堪钦:《松巴佛教史》(藏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981页;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民族语文办公室编:《河南文史资料选辑》(藏文)第1卷，第36页。

(1)《松巴佛教史》有“■喀尔喀四盟七部”的说法。起初，喀尔喀分内外两部，内喀尔喀是达延汗第五子阿勒楚博罗特所领五个部落，外喀尔喀是达延汗十一子格哷森札札赖尔领有的七个部落，双方以哈拉哈河为界，东面是内喀尔喀，西面是外喀尔喀。后来在明末内喀尔喀五部内迁至大兴安岭东南地区驻牧。外喀尔喀七部逐渐占领了整个喀尔喀的地界，这七个部落经过发展，逐渐在清代形成了喀尔喀四盟(部)，分别是土谢图汗所领汗阿林盟(下辖二十旗)、车臣汗所领巴尔和屯盟(下辖二十三旗)，扎萨克图汗所领毕都哩雅诺尔盟(下辖十九旗)和赛音诺颜汗所领齐齐尔哩克盟(下辖二十六旗)，四盟共辖八十六旗。

(2)按早期藏文文献记载，巴达霍尔是与藏族聚居区相邻的一个北方草原部族，其具体所指十分模糊，该族称还常出现在类似《格萨尔王传》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故该族称具体指哪个民族尚无法确定。作者在后来撰写的《金册》中根据《松赞干布遗教》有禄东赞前往唐朝请婚时，亦有巴达霍尔国王的请婚使臣前来唐朝请婚的记载，以及其他藏文文献中对吐蕃赤松德赞赞普时期修建完桑耶寺后派兵，前去抢夺巴达霍尔静修院宝库的记载，以及《格萨尔史诗》中的记述，指出此巴达霍尔即居住在从青海向北走七八天路程的黄头回鹘或东部回鹘。说当地还有史书中所记载的巴达霍尔静修院的遗迹。同样的记载还出现在此文的参考文献之一丹曲嘉措的《蒙古佛教源流·白莲花鬘》中。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Vol. 1,pp. 30a-32b;·丹曲嘉措著，河南蒙古族河南县人民政府民族语文办公室编:《河南文史资料选辑》(藏文)第1卷，第40页。

(3)亦作兀良哈，与达延汗分封的兀良哈万户是同名的不同部落。其人种被认为是突厥人，但从语言风俗上又接近于喀尔喀蒙古，主要分布在唐努山、阿尔泰山及萨彦岭之间。大致在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及蒙古国西北一带。

(4)即蒙古巴尔虎部，据早期文献记载，蒙古卫拉特、喀尔喀、蒙古八旗中都有巴尔虎部的影子。后来该部主要集中在呼伦贝尔一带，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三个巴尔虎旗。

(5)即布里亚特蒙古。布里亚特与巴尔虎是厄鲁特近支，早期生活在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地区，17世纪时被并入俄国。后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有一小部分迁徙至中国境内，形成今天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布里亚特。但绝大部分布里亚特人依旧生活在俄罗斯境内，建立起现在的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亦有小部分生活在蒙古国。

(6)属通古斯系统，清代对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的总称。清代编有索伦营，在清中期频繁参与清朝在西南、西北各地的军事行动。

(7)此处似乎系作者笔误，这里的四十九旗应该指的是内藩蒙古六盟之四十九旗，而察哈尔在清朝则被编入八旗，属于蒙古八旗序列。

(8)《世界广说》中写作■，其美多吉汉文译注本中译作“象山”。按《大藏经》及其他藏文佛教文献的记载，该山名称的正确写法应是“■”，朱丽双在《〈于阗国授记〉译注》一文中将此山名译作“牛角山”，本文从之。按《世界广说》“从该地向西南越过一荒原，就到达了果萨旦——黎域善地，或今名为和田(■)的地方。境内有《于阗授记》所记载的朗日、郭玛萨拉甘达佛塔及众多寺院。如今因被穆斯林占据，故寺院已不存在。穆斯林称象山为果鲁贝协(■)，可能是指果布匝擦(■)，此山位于新疆和田境内。一般认为该山在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西南26公里处喀喇喀什河东岸的库玛日山(Kohmāri)，今山上仍有当地人崇拜的麻扎与石窟。参见松巴·益西巴觉、赞普·丹增赤列:《世界总论·世界广论》(藏文)，第267页;朱丽双:《〈于阗国授记〉译注》(上)，《中国藏学》2012年S1期，第229页。

(9)按《世界广说》记载，这个于阗善地就是和田，又名果萨斯昙，果萨斯昙即《大唐西域记》所载的瞿萨昙那，系梵语Gostana音译。参见松巴·益西巴觉、赞普·丹增赤列:《世界总论·世界广论》(藏文)，第267页。

(1)即《世界广论》的作者青海广惠寺四世敏珠尔活佛绛白却吉丹增赤列(1789—1838)，是清代八大驻京呼图克图之一。

(2)关于托嘎尔这个地名，在历代藏文文献中的演变史前文已述。按《世界总论》《世界广论》等文献的记载来看，清代的托噶尔指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其西部中亚地区为大托噶尔，东部包括于阗在内的都是小托噶尔。而和田又是于阗的地方，被称为于阗善地，自然也就属于小托噶尔的范围。故此处原文注释中标明是小托噶尔。

(3)这段注释应是源自于作者参考的某部早期的蒙藏佛教史文献，是关于于阗建国的一段记载。现知最早记载于阗历史的藏文文献是敦煌古藏文文献P. T. 960号《于阗教法史》，之后的藏文《大藏经》中收录的《无垢光经》《于阗国授记》《牛角山授记》等篇目以及《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等藏文史籍中都有关于于阗历史的记载，藏文文献中关于于阗建国的这段历史记载基本一致。另有汉文文献《大唐西域记》中讲述“瞿萨旦那国”(即于阗)历史的章节中也有类似记载，但其叙事较为简短，且具体情节有较大差异，比藏文文献少了地乳王子因被预言在国王没有去世前即王位而被国王丢弃，后成为中原地区国王第一千子的情节。有关藏、汉文献中关于这一记载的研究，具体可参考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张广达、荣新江的《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以及朱丽双的《敦煌藏文文书P. T. 960所记于阗佛寺的创立——〈于阗佛教史〉译注》《〈于阗国授记〉译注》等论述。

(4)《大藏经》之《于阗授记经》中并无如此之记载，推测作者此处并非直接引自《于阗授记经》，可能是转述了他人著作中的叙述。

(5)指位于蒙古国和俄罗斯边境的唐努乌梁海，塔纳是唐努的对音。杭盖应该是乌梁海(乌瑞杭盖)的简称。

(6)藏文■一词在大部分藏文文献中皆指“回鹘”，文中也意指“回鹘”，故此处翻译从之。但在《汉区佛教源流记》中将中原历史上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也称为■，这一观点在后世学者中亦不乏援引者。参见工布查布(贡布加):《汉区佛教源流记》，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41页。

(7)此处指的应是粟特(古波斯语作Suguda,Sugda)，在突厥、回鹘汗国时期有大批粟特人迁居漠北从事商业活动，故此处将粟特也作为成吉思汗之前曾经生活在漠北草原的民族之一记载。

(1)按作者在《金册》中有“居今兀良哈地方唤契噶的部族”的描述来看，极有可能是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斯坦的古称“契骨”。此处暂据藏文对音译作“契骨”，具体尚需进一步地考证。契骨是漠北地区的古代部族，与文中柯尔格斯实属一族，是该族在唐代的称呼。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Vol. 1,p. 24b．

(2)敦煌古藏文文献P. T. 1283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记》(《■》)中就多次出现此族名称。参见金雅声、郭恩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55—359页。

(3)根据读音推测应指的是唐代漠北部族拔也，亦称拔野古或拔野固，古突厥语为Bay6rqu。该部是铁勒诸部之一，其居地在今克鲁伦、海拉尔两河北境，西与靺鞨为邻。先后臣服于东突厥、薛延陀。回鹘兴起后并入回鹘，成为其“外九族”之一。参见王静、李青分:《铁勒拔野古部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9—16页。

(4)突厥语为Basm6l，古代漠北突厥部落，回鹘汗国二客部，游牧于阿尔泰山南北一带，以狩猎、牧马为生，有少量农耕，隋末唐初迁往阿尔泰山一带。参见巴哈提·依加汉:《辽代的拔悉密部落》，《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137—147页。在敦煌古藏文文献P. T. 1283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记》中该族名称亦多次出现，写作乕下僬不乕下僎乢不乕下僬乢不。参见金雅声、郭恩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1)，第355—359页。

(5)不知具体是哪个古代部族。按作者在《金册》中的解释，该部族在回鹘北面，居住在粗克达赖右岸，分为三部，被称为霍尔雅克三族。再据同书“在回鹘生活色楞格河至东部粗克达赖及库隆布山之间生活着鞑靼三十部、拔也、葛逻禄”的记载来看，此处的粗克达赖应是指鄂霍次克海。不知是否与生活在俄罗斯堪察加的科里亚克人(Koryak)有关?此族从名称、居住地都极为符合。但存在的疑问是，科尔亚科是现存民族，不知此处为何会与一群古代民族的族名一起出现。查阅相关资料也未找出与科尔亚克有关的古代民族。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Vol. 1,pp. 24a-24b.

(6)即哈穆尼堪。哈穆尼堪人又称通古斯人或哈穆尼堪鄂温克人，主要分布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和鄂温克族自治旗，蒙古国东方省和肯特省，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

(7)黑城即回鹘汗国牙帐城，蒙古语名为哈拉巴勒嘎斯(qara-balgas)，位于蒙古国后杭爱山浩腾特苏木鄂尔浑河西岸。白城之地望尚无法考证，但从此处之记来看，应当是一座紧邻黑城的城市。

(1)应是前文所说白王城中的白城。巴彦即蒙古语Bayin，是洁白、富饶的意思。巴勒噶特是蒙古语balgas的音译，意为城堡。二者连起来就是Bayin-balgs，也即白城。按前文描述，黑王城和白王城应该是非常邻近的两座古城，黑王城肯定是回鹘汗国牙帐所在地黑城，白城的具体所指却很难确定。根据文中的原注“那时修建的觉沃佛殿至今犹存”及后文中的“以前所说的黑城、白城的遗迹在现在的额尔德尼昭(■)地方”，可以推测这里的白王城指的应是位于蒙古国额尔德尼召附近的蒙古汗国都城哈拉和林遗址。关于白王城是哈拉和林，仅仅是笔者推测，目前缺乏文献佐证。但若笔者的推测没错，那文中对黑白王城的位置记载也存在一定误差。文中说白城在色楞格河北岸，但实际上哈拉和林在鄂尔浑河东岸，就算是按照南北方来分也是在鄂尔浑河南岸而不是北岸。在鄂尔浑河西岸或北岸的是黑城遗迹。至于为什么会将鄂尔浑河写成色楞格河，可能是二城相距太近作者弄混了。这两条河，色楞格河在西，鄂尔浑河在东，双双自西南向东北流至苏赫巴托尔汇合之后才被称为色楞格河。

(2)此处似与《世界广说》中所记乌鲁木齐塔尔巴噶台所指是同一地方，所指应是新疆塔尔巴哈台地方，即现在的塔城，清代在该地设参赞大臣，隶属伊犁将军管辖。参见松巴·益西巴觉、赞普·丹增赤列:《世界总论·世界广论》(藏文)，第268页。

(3)此处不太明确具体指什么宗教。在作者本人撰写的《音韵》疏释本《金册》中，作者对摩尼教一词做了详细解释，但并未对布特达哈教这个词做任何解释。鉴于作者在《金册》中论述回鹘的佛教信仰时，将欧洲学者搜集的回鹘时期的佛教学文献作为首要证据，加之■与Buddha读音十分接近，该词很可能指的就是佛教。作者在写作《音韵》时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词指的就是佛教，就将它当作另外一种宗教处理了。但在后来撰写《金册》时已经弄明白，故在《金册》中并未对这个词作出任何解释。

(4)蒙古国著名古寺，位于距首都乌兰巴托西300多公里的哈拉和林，由喀尔喀阿巴岱汗皈依藏传佛教后修建于1586年。17世纪80年代被毁，后来两次重建。兴建额尔德尼召的建筑材料取自哈拉和林城遗址。

(5)按众多蒙藏佛教史文献之记载，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无垢仙女请问经》中，里面授记了将向野蛮红脸者的地方传播。里面的红脸者被历代藏文教法史文献引用和解读，以指未受到佛法教化之前的藏族人。但在这里指的是漠北草原柯尔格斯等未受佛法教化的部族。《无垢仙女请问经》这部经书虽为众多佛教史文献作为转写佛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然在藏文佛典中似乎并无此著作，历代学者似乎也仅是转引前代著作中的记载，无人去考证这部著作是否真的存在。

(6)《金册》中该地名写作■，并载该地位于“伊犁塔尔瓦合塔(■)附近”，即新疆塔尔巴哈台附近，具体位置无法考证。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Vol. 1,p. 27b．

(1)针对这一句，《金册》中详细解释道:“因额日哈拔日噶附近众回鹘修建的佛殿和三所依至今犹存，欧洲支玛尼(■德国)的一些学者从那里的一处昔日众禅修者的修行洞中挖掘出了许多佛像及佛经。(这些佛经)大致都是用回鹘文书写，故使得回鹘之文字与昔时诸回鹘上师之史事为全赡部洲所议论。”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Vol. 1,p. 28a.

(2)该记载可能是引用了工布查布(公·贡布加)、松巴堪布等的记述。按照汉文《大藏经·史传部》中“历代三宝纪”之第二卷“帝年次前汉新王”:“(建元)二年霍去病讨匈奴。过居延山擒匈奴休屠王。获其金人以为大神。列置于宫。烧香礼之。此即像初至”的记载，可知隋代已认为汉武帝时期霍去病从匈奴休屠王那里缴获的金人是佛像。后来清代的诸藏文佛教史文献在记述汉地佛教历史时都是引用“历代三宝纪”中的这个记载，现可见最早的记载见于工布查布的《汉区佛教源流记》。关于霍去病从匈奴休屠王处缴获金人像的历史，见于《史记》《汉书》等史书之记载，应属事实。但从何时起这个金人就被认为是佛像了呢?据相关学者研究，《史记》等仅记载霍去病缴获金人像，并无对其进行供奉的记载，更没有说金人像就是佛像。后来的《史记集解》《史记索引》等书中开始出现该金人像是匈奴祭天金人像，被汉朝军队缴获后供奉于甘泉宫的记载。北魏时期的魏浩然则直接下结论说该金人像就是佛像。魏浩然的观点被收入《魏书》，还对金人的大小及祭祀方式进行了详细描述。此后，该金人像即是佛像的观念开始广泛传播，后来便出现在“历代三宝纪”中。清代工布查布作为雍正朝的番学总管，精通汉、满、蒙、藏文字，参与了清代《大藏经》的编译工作。他在《汉区佛教源流记》中的很多观点应是引自汉文《大藏经》中的记载，故关于汉武帝时期从匈奴获得金人像的记载肯定也是从《大藏经》中引用的。而清代以前的《红史》《雅隆教法史》《贤者喜宴》等藏文文献中关于中原佛教历史的部分，一般仅提及汉明帝时期两位印度班智达以白马驮经将佛教传入中原的历史。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29页;吴飞:《再论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85—86页。

(3)原在印度雕成，后来传至汉地的一尊旃丹释迦牟尼佛像。关于这个佛像雕刻、开光以及如何传至汉地的历史有很多种说法。清代的三世章嘉活佛和工布查布各自都写过同名的著作《旃丹佛历史》，据说萨迦班智达的弟子有一部从汉文藏译的同名著作。

(4)后秦、东晋时期的高僧，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前往海外取经的僧人。他于东晋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西域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东晋义熙七年(411)完成取经任务，从海路返回，次年到达山东半岛的青州。回国后一直在建康译经。后据自己远赴天竺的经历写成《佛国记》一书，被后世增补为《法显传》。这部著作曾在19世纪30年代被法国汉学家雷穆沙(Romain Lefebvre,1788—1832)译为法文，1836年在法国出版，后俄罗斯布里亚特学者多尔济·班扎罗夫(Dorji Banzrov,1822—1855)据法文本译为蒙古文。罗桑旦真在1918年据蒙古文本将其译成藏文，收录于其文集中，是《法显传》最早的藏译本。

(5)常写作■，按作者在《金册》中的解释，诸藏籍载法王赤松德赞时期，桑耶寺落成后，王子牟尼赞普前去抢夺巴达霍尔静修院的宝库以填桑耶寺之不足。巴达霍尔静修院司库白哈儿随后追来，阿阇梨莲花生将其调降后被任命为护法。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Vol. 1,pp. 30b-31a．

(1)作者在《金册》中进行解释时，列举了在中原传法的于阗班智达喜绕贝、回鹘班智达咱亚达萨和在藏族地区向卫巴洛赛桑杰本和八思巴等人传过法的伽约之阿阇梨西拉穆扎。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entitled,Vol. 1,p. 51a.

(2)笔者推测此处应是指西州回鹘，这里的■可能是龟兹、库车的音译。唐开成五年(840)后，漠北回鹘诸部为黠戛斯所迫开始西迁，率领其中主要部分的庞特勤在原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境内称汗。龟兹是唐代安西都护驻地，所以文中此处的■直译是龟兹回鹘，即指西州回鹘。

(3)此处应是说蒙古地区的众生也都是源自于阗古海中的生物。按文章第一章中的记载，佛祖曾降临于阗朗如山，并授记了于阗未来将佛法兴盛。佛寂灭一百年之后，在佛弟子舍利子和多闻子的训诫下于阗古海退向北方大海，于阗地方形成。蒙古地方的荒漠与于阗相连，但与山脉相连的高地自古就有人生存，所以蒙古人之种在佛陀降临于阗之前就存在。参见Edited by Dr. Lokesh Chandra,M. A,D. Litt. THE GOLDEN ANNALS OF LAMAISM:being the original Tibetan text of the Hor-chos-h byu·n of Blo-bza·n-rta-mgrin entitled,Vol. 1,pp. 3b-4a．

(4)即捕捉鸟类的网罗，文中所说的北方诸霍尔民族居住的似鸟罗般的住所可能是对蒙古族所住毡帐形体、结构的形象描述，与当今蒙古牧民所住蒙古包非常相似。《蒙古源流》在提及这段授记时也有“身居木网样房屋”的记载。其他《萨迦世系史》《松巴佛教史》《蒙古佛教史》等史籍中并无如此详细的记载。参见萨岗彻臣著，乌兰译注:《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7页。

(1)关于这段授记，《红史》《贤者喜宴》《萨迦世系史》《蒙古佛教史》《松巴佛教史》《蒙古源流》《心境之注·天空宝经》《蒙古佛教源流·白莲花鬘》等多部史籍在述及萨迦派历史或者蒙古历史时都有提到。虽各史籍中关于授记内容的记载大致相似，但关于授记人的身份存在较大的分歧。《松巴佛教史》《蒙古佛教源流·白莲花鬘》《心镜之注·天空宝经》记载索南孜摩为授记人，其他史籍皆记载扎巴坚赞为授记人，《音韵》此处亦载大圣尊扎巴坚赞为授记人，笔者以为当以成书时间更早的《红史》及萨迦派本派僧人撰写的《萨迦世系史》中的记载为准。此外，萨迦三世祖索南孜摩去世于1182年，此时萨迦班智达方才出生，不存在为其留下授记的可能。当然，关于这段授记的真实性也是存疑的，一般这类授记都是后世佛教史学著作中的杜撰。参见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红史》(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47页;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萨迦世系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7页;巴沃·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第697页;萨岗彻臣著，乌兰译注:《蒙古源流》，第147页;久明柔白多杰:《蒙古佛教源流》(藏文)，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松巴堪钦:《松巴佛教史》(藏文)，第1009页;丹津达格巴:《心镜之注·天空宝经》(蒙古文)，《蒙古语文研究资料》，第55—77页;丹曲嘉措著，河南蒙古族河南县人民政府民族语文办公室编:《河南文史资料选辑》(藏文)第1卷，第135—136页。

(2)即凉州四寺，分别是白塔寺、莲花寺、海藏寺和金塔寺。此处将凉州音译为乢乒下依下(兰州)似乎是作者音译不准确造成的，但也可能是作者所参考的文献中将凉州和兰州两个地名混淆了。布里亚特阿旺多尔济耶夫(1854—1938)在致罗桑旦真探讨《音韵》相关内容的信件中也指出:“萨班所至之处非兰州，兰州者在扎西奇(拉卜楞)附近，凉州则位于哈密至西宁的途中，有重要的供奉处(hchodgnas)，听说往昔是蒙古之王城。”参见Blo bzangrtamgrin,Rje Btsun Blo Bzang Rta Dbyangs Kyi Gsung’Bum,New Delhi:Mongolian Lama Guru Deva,1975,vols. 2,p. 549.

(3)很多藏文文献及藏族民间都曾流传萨迦班智达到达凉州后创制了蒙古文，甚至有传说称藏族对蒙古族的称呼■，亦是因萨迦班智达创制的蒙古文形似锯子而得，其实都无真实性可言。历史上萨迦班智达并未创制蒙古文字，更不是因为其创制的文字形似锯子而称蒙古族为■，这些传说大概都是源自后人的混淆和揣测。首先，关于萨迦班智达创制蒙古文字的说法，很可能是与八思巴造字混淆了。其次，后人根据藏语中对蒙古的称呼■来解释萨班为蒙古制造了如锯齿般的蒙古文字，实乃臆测。众所周知，蒙古文是成吉思汗时期的畏吾尔人塔塔统阿在回鹘文基础上创制的，藏文文献中这些对萨班造蒙古文字的记载源自后期的蒙藏佛教史学家的构建。此处作者显然是想要否定藏文文献中的传统说法，但又肯定了萨班对竖排文字的保留和将字性论引入蒙古文字的贡献。关于萨班引进字性论至蒙古文的说法，不知作者所据之文献，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对研究蒙藏佛教史文献中萨迦班智达造蒙古字的叙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应与后文的大霍尔中央金刚座指的是同一地方，即蒙古汗国都城所在哈拉和林，后来的额尔德尼召。此处的拔匝尔阿萨纳是金刚座的梵文写法，但金刚座的标准梵文名称应当是拔扎尔萨纳，此处似乎是异写。

(5)即蒙古国额尔德尼召供奉有释迦牟尼佛的佛殿，■是一种外部形似佛塔内部为佛殿的塔。有关额尔德尼召的修建，现仅可考证是由喀尔喀阿巴岱汗(1534—1586)修建的，至于窝阔台汗时期到底有没有在那里修建佛殿，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

(6)即白塔寺，今甘肃武威白塔寺。

(1)将佛教经典译至蒙古文应该在蒙古文创制初期就开始了，但目前极少见到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的蒙古文佛教典籍。藏传佛教著作蒙译也开始于元初，但目前仅可见八思巴的《彰所知论》、萨迦班智达的《嘉言宝藏论》等少数著作，以及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少量蒙古文藏传密教文献。

(2)少数藏文文献将第二北方确定为朵麦地区，其中以《安多政教史》为典型，其开篇的“藏地总论”中即明确指出佛经中的“第二北方”指的是朵麦。参见智贡巴·贡却丹巴绕杰:《安多政教史》(藏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3页。

(3)这是一些晚期蒙藏佛教史学家基于蒙古佛教史构建需要提出的新观点，一般蒙藏传统佛教文献中都延续早期藏文佛教史文献中的记载，将“赭面者之地”认定为未被佛陀教法点化前的雪域藏地。此处所说的“合格之贤者”即指将“赭面者之地”归为蒙古地方的学者，比如松巴堪布、达玛达喇等。

(4)此处的藏文■显然是一族名，但不知其所指，之前的藏文史籍中似乎亦未出现过这一名称。按此处的叙事内容情节来看，似乎在说突厥汗国末年回鹘、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联合攻击突厥，致使突厥灭亡、突厥佛教衰败的历史。故暂将冦乥下冭下译作“回纥”，既符合汉文史籍中对早期回鹘的称谓，亦可与文中频繁地同蒙古缀合出现的回鹘一词相区别。

(1)即元顺帝妥欢帖木儿(1320—1370)，为元朝末代皇帝。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军进攻大都，妥欢帖木儿出逃，蒙古退出中原。1370年在应昌驾崩，庙号“惠宗”，蒙古汗号“乌哈噶图汗”。

(2)《松巴佛教史》《蒙古佛教史》《蒙古佛教源流》等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按《松巴佛教史》载，蒙古在蒙古汗国和元王朝时期有四十万户，其中有三十万户元灭后留在了汉地，其他十万户返回蒙古，其中的四万户发展成为卫拉特四部，其他六万户发展成为蒙古右翼三部(鄂尔多斯、十二部土默特、永谢布)和左翼三部(察哈尔、兀良哈、喀尔喀)，这即明代的蒙古六万户。参见松巴堪钦:《松巴佛教史》(藏文)，第1005页。

(3)即阿勒坦汗(1507—1582)，明史称作俺答汗。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达延汗孙。对内，他击败瓦剌，几乎实现了对整个蒙古的统治;对外，他叩关明朝，与明朝建立互市，被明朝封为“顺义王”。其势力进入青海后会见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再一次将藏传佛教引入蒙古地区。鉴于其在发展藏传佛教格鲁派方面的贡献，蒙藏佛教史著作中往往称其为法王。

(4)即佛教中所讲的一种可了知前世之生地、姓名、父母、业、命、资财等诸实况的智慧。

(5)这个名称在《松巴佛教史》《蒙古佛教源流》等著作中也有提到，写法与此处一致。按法国学者海西希在其著作《蒙古的宗教》一书中的记载，翁衮(Ongghhot)是蒙古萨满教中用来祭祀的家神像，置于幕帐入口的两端，用毛毡或者旧皮子制成，人们相信这些神像会关心并保护畜群，要用羊、牛、马初产的奶供奉这些神像，每次用餐前也要先向其供奉。从17世纪开始由藏传佛教中的佛教神的复制图像所取代，《蒙古佛教史》中亦有相关记载。参见海西希:《蒙古的宗教》，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

(6)这里的■据其字面意思译作根本，但按《蒙古源流》《蒙古佛教史》等书中的相关记载，应该是指“抄家”或“罚没财产”一类的处罚。

(7)按《蒙古源流》载，在三世达赖喇嘛、俺答汗及所有僧侣、平民的一致赞同下，蒙古人放弃了原来家里有人去世后宰杀马匹、骆驼为死者殉葬的习俗，转而每年、每月坐禅斋戒，守持八节之斋戒，禁止在每月三日斋戒期间打猎、杀生。还规定不能对僧侣有轻慢之举，僧侣也必须守持戒律。如有违反则会照例进行处置，并罚没财产。参见萨岗彻臣著，乌兰译注:《蒙古源流》，第321页。

(8)即呼和浩特。呼和浩特蒙古语意为“青城”，传说因阿勒坦汗在修建该城时以青砖筑城，故得此名，此处是藏语意译。

(1)即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1582—1654?)，原名图鲁拜虎，其父乃是卫拉特汗哈尼诺颜洪果儿。固始汗是卫拉特四部的盟主，后应西藏格鲁派上层之邀入藏。其军队先击败驻牧青海的喀尔喀却图汗，控制了青海地区。随后击败反对格鲁派的藏巴汗与白利土司的联盟，拯救了危亡中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赠予其“固始·丹增曲杰”尊号。藏文文献中常称呼其为固始法王，以表其率蒙古军队进入西藏护卫格鲁派政教地位的功劳。固始汗进入西藏后建立的和硕特汗国政权几乎实现了对整个青藏高原的统治，并延续几十年之久，对清代西藏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

(2)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司·桑结嘉措隐匿不报，秘密寻访并认证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后来和硕特拉藏汗与第司关系紧张，拉藏汗以仓央嘉措败坏戒律非真正的达赖喇嘛转世向清廷状告第司，双方起了武力冲突。第司战败被杀。后清王朝应拉藏汗要求废除仓央嘉措达赖喇嘛名号，并要求拉藏汗将其解送至京，但行至青海湖时离世。在清王朝废除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名号后，拉藏汗选立拉萨药王山寺僧人白噶增巴为新六世达赖，取名益西嘉措，1710年正式被清廷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1716年准噶尔军队攻入拉萨后将其拘押，名号被废。关于益西嘉措的身世及最后的去向文献中记载较少。按此处之记载他很可能是卫拉特人，而非西藏人。有关他最后的去向，大多数观点认为他回到药王山寺继续做了一个普通的僧人，《藏汉蒙历史概论》载“拉藏汗被杀后，准噶尔废除白噶增巴并遣至药王山，后来被迎至汉地，被称为‘额霍尔达赖喇嘛’”。这里的额霍尔一词应是蒙古语oxor之音译，意为短的、短暂的。参见邓锐玲、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101—104页;瓦芒·班智达:《藏汉蒙历史概论》，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第170页;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蒙汉词典》(增订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3)这里讲的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到五十九年(1720)的安定西藏之战。西藏自明清之际被固始汗和硕特汗国政权及五世达赖的甘丹颇章政权联合控制以来，这两股统治势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终于在五世达赖圆寂后完全爆发。五世达赖指定的第司·桑结嘉措与固始汗曾孙拉藏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且最终以桑结嘉措的失败告终。但此时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趁西藏政局混乱，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派兵攻入拉萨。清廷之前一直对西藏的内斗处于观望态度，并在拉藏汗击败桑结嘉措后支持拉藏汗的统治。但在准噶尔攻入拉萨后，清廷开始调集全国各地的军队前往西藏讨伐准噶尔军队，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完全击败准噶尔军队。之后清廷为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统治，杜绝蒙古诸部对西藏的企图，决定在西藏驻兵，废除汗王制，组成由四个噶伦联合掌政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并派遣驻藏大臣。

(4)这里指的是1904年8月英军攻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率少数护从紧急避难外蒙古库伦，并在那里驻锡至1906年4月后才启程返藏的事件。因《音韵》缺少关于成书时间的写作、成书时间的题记，其具体的成书时间尚需考证。而文中此处这句现在时态的表述对考证《音韵》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具有重要价值，至少可以说明在十三世达赖喇嘛驻锡库伦的那段时间，《音韵》正在写作中。

(1)是青草的异名，常用于藏文辞藻学中。此处是以青草形容蒙古地方的贤德之善知识如青草一般多且源源不断。

(2)梵语■之藏文音译，即金刚手大势。大势为性，手持金刚杵，随侍如来的八大菩萨之一。

(3)即明代蒙古汗王达延汗(1474—1517)，系成吉思汗后裔，忽必烈的直系后裔，在明成化年间先后征服卫拉特、亦思马因、亦不剌等，几乎统一了蒙古各部，被称为蒙古“中兴之主”，东部蒙古许多首领都是他的后裔。

(4)此人当是达延汗末之第十一子格哷森扎扎雅图扎剌亦尔弘台吉，但此处藏文拼写似乎有所出入。达延汗共有11子1女，格哷森扎最幼，其中长子图鲁博罗特和九子克列图夭折，仅剩九子，故又说格哷森扎排行第九。参见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蒙古史纲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5)格哷森扎之第三子诺诺和伟征诺颜。

(6)即诺诺和之子阿巴泰汗，《阿萨喇克其史》载其于木虎年(1614)降生于色楞格河畔，是“土谢图”这一汗号的第一位拥有者，他曾派使者前往阿勒坦汗处迎请僧人来喀尔喀传法，为喀尔喀最初的传法做了媒介。木鸡年(1645)在尚呼图山阴修建寺院。火狗年(1646)谒见三世达赖喇嘛，获得“佛法大瓦齐赉汗”称号。参见善巴台吉著，乌云毕力格译注:《阿萨喇克其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7)按《阿萨喇克其史》载，阿巴泰汗生三子之幼子为穆祥乌巴什弘台吉，乌巴什弘台吉所生七子之第四子为墨尔根阿海，墨尔根阿海所生四子中的长子为衮布土谢图汗，衮布所生四子之第二子为一世哲布尊丹巴。此处的瓦切尔巴图可能是其别称。参见善巴台吉:《阿萨喇克其史》，乌云毕力格译注，第105页。

(8)即一世哲布尊丹巴罗桑丹贝坚赞(1635—1723)，为衮布土谢图汗次子，又名扎那巴扎尔(Zanabazar)。出生后被认定为在蒙古传法的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转世，多罗那他身前被喀尔喀蒙古尊称为哲布尊丹巴(圣贤尊者)，这一称号自然也成了该活佛转世系统的名号。扎那巴扎尔被认定为多罗那他转世后即成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这一活佛系统后来成为外蒙古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扎那巴扎尔本人还是外蒙古著名的佛教艺术家，其开创的藏传佛教艺术风格被称为扎那巴扎尔风格，别具一格。

(1)此处指五世达赖喇嘛与四世班禅，扎那巴扎尔作为多罗那他转世是受到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确认的，后来扎那巴扎尔进藏学经也是师从他们二位。需要注意的是，清代藏文文献中佛主师徒这种表述一般指的就是达赖、班禅师徒，但有时候也会作为二者中单个转世系统中的前世与后世的合称出现，需要结合上下文以及文中叙述的历史背景去判断，否则很容易混淆。

(2)即卫拉特噶尔丹汗(1644—1695)，博硕克图是其汗号。

(3)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部噶尔丹发兵进攻喀尔喀，先后击败土谢图汗、车臣汗部众，一世哲布尊丹巴携同土谢图汗家眷逃至内扎萨克蒙古地方，寻求清朝庇护，被安置在苏尼特部一带。同年九月，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清廷正式提出归顺。此处的“圣者”(■)指一世哲布尊丹巴罗桑丹贝坚赞，“皇帝德吉王”(■)指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参见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蒙古史纲要》，第103页。

(4)即多伦淖尔，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多伦淖尔为蒙古语七个湖泊之意，此处是藏语意译。康熙皇帝在乌兰布通击败准噶尔军后曾在多伦淖尔会见喀尔喀蒙古王公，并赐予他们各等级封号。一般认为这是清朝开始在外蒙古设置扎萨克旗的开始。

(5)即卫拉特高僧咱雅班智达·南卡嘉措(1599—1662),17岁起游学西藏，曾在拉萨祈愿法会上考取拉然巴格西学位。后师从五世达赖喇嘛受比丘戒，与五世达赖喇嘛及四世班禅关系密切，在西藏游学多年后返回蒙古传法，后对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他曾参与了1640年的“卫拉特—喀尔喀大法典”的制定，他还在回鹘体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了贴合卫拉特蒙古语的托忒文，并翻译了很多藏文佛教典籍。参见扎扎:《蒙古族大德咱雅班智达事迹考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8—112页。

(6)这里指的可能是第一世策墨林诺门汗阿旺楚臣(1721—1791)，今甘肃卓尼地方人。12岁在卓尼察多寺出家，后从卓尼·扎巴谢珠受比丘戒，22岁到拉萨色拉寺学习。39岁(1759)获拉然巴格西学位，1761年任上密院赤巴，次年奉召前往北京雍和宫任堪布十五年，期间曾前往蒙古地区传法。1777年赴拉萨任摄政之职，1778年任第六十一任甘丹赤巴。1786年再次进京接替章嘉若必多吉之职，1790年返回拉萨，继续担任摄政，次年圆寂。参见罗桑群觉著，西藏色昭佛教古籍编委会整理:《色拉寺志》(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512—514页

(1)即拉卜楞寺二世阿芒仓活佛贡却坚赞(1764—1853)，自幼被二世嘉木样认定为阿芒·罗桑顿珠转世，6岁在拉卜楞寺出家，20岁时在上师阿旺嘉措处受比丘戒。29岁时考取拉卜楞寺多然巴格西学位，34岁为二世嘉木样活佛转世问题前往西藏，拜见了达赖、班禅次年返回。41岁至46岁任拉卜楞寺第二十四任法台，卸任后曾住持热吉林寺、阿木曲乎寺等寺院。其著作有《拉卜楞寺志》《藏汉蒙历史概论》《贡唐丹白卓美传》等。90岁(1853)时圆寂。此处原文中的■应是■的误写，可能是作者笔误或者刊刻过程中的误刻造成的。参见东噶·洛桑赤列:《东噶藏学大辞典》(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1548—1549页。

(2)即拉卜楞寺，此处是■当是■的缩写。

(3)此处应是指希杰派高僧玛吉拉准(1103—1201)留下个人著作伏藏。玛吉拉准是希杰派开创者帕当巴桑杰之弟子，希杰能断派之主，1184年他埋藏了《大能断论》(《■》下)、《殊胜之法门》(《■》)等十部个人著作。文中作者指出此记载系瓦芒班智达之语，不知引自哪里，笔者在瓦芒班智达所著《藏汉蒙历史概论》一书中未见有类似记载。参见东噶·洛桑赤列编:《东噶藏学大辞典》(藏文)，第1606页。

(4)班珠乃是班智达和珠托巴(成就者)的合称，即贯通显宗的智者和精修密宗的大师二者之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