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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村南佛教遗址浅浮雕摩崖石刻中的一铺三尊佛像组合，与7—9世纪藏东地区流行以禅定印大日如来为主尊的胎藏界三部形象极为相似，三尊佛像生灵座的样式展示出受金刚顶系经典影响的样式，可将其整体视为两界曼荼罗体系糅合的产物。尊像两两间隔空间中的装饰物极可能为灯台，这一题材在唐代及后来的中原佛教信仰区相当流行。该石刻的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在连通南亚次大陆、古代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上，多个佛教社区交往网络效应下存在文化嫁接现象。
Abstract：The shallow relief rock carving at the Buddhist site south of Bulang Village features a triadic Buddha composition,closely resembling the Womb Realm triadic iconography centered on Vairocana with the meditation mudra,prevalent in Eastern Xizang during the Tang-Tubo period.The style of the lotus pedestal suggests influence from the Vajradhatu scriptures,indicating a synthesis of the Two Realms Mandala system.Decorative elements,likely lampstands,in the spaces between the figures were common in Central Plains Buddhist regions during and after the Tang Dynasty.The carving reflects cultural grafting within the interaction networks of multiple Buddhist communities along a key route connecting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ancient Central Asia,and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Tubo period.
(1)20世纪90年代喀什地区文物普查和21世纪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成果中均称该遗址为“布朗村南佛教遗址”,本文沿用此称谓。除此之外,在其他相关资料中,有将该遗址写作“刻太克”“不尔项石刻”“布尔罕佛教遗址”等。相关地名及英译参见叶城县人民政府编著:《叶城县地名图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7、376、510页。
(2)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88—89页。
(3)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89页。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第54页。
(5)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喀什地区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6—89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不可移动的文物·喀什地区》卷2,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第8—10页。
(6)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佛教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75—177页。
(7)本文掌握的相关信息及采用的摩崖石刻图片均为考察组提供。
(8)关于“生灵座”的称谓,丁明夷认为佛座上露出狮子、象、马、孔雀、金翅鸟等5种动物形象,为密教所特有。吴正浩提到,宿白写给周伟洲的信中曾讨论此事,认为生灵座以生灵作为床或座的装饰,其形象尤盛于佛教本尊像中。本文将以动物形象装饰的佛座称作“生灵座”。参见丁明夷:《川北石窟札记——从广元到巴中》,《文物》1990年第6期,第41—53页;吴正浩:《中古时期的“生灵座”及其在西域的传播》,《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9—149页。
(9)胎藏界曼荼罗中,文殊院以文殊菩萨为主尊,示大日如来之般若妙慧,断除一切之戏论。在文殊院的尊像安排中,文殊之右方,次第安置观音菩萨、髻设尼等文殊五使者、五使者之眷属,左方则依次置有普贤菩萨、光网童子及其眷属4位等,合之共25尊。关于主尊文殊菩萨的形态,《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中载:“妙吉祥,其身郁金色,五髻冠其顶,犹如童子形。左持青莲华(花),上表金刚印。慈颜遍微笑,坐于白莲台。妙相圆普光,周匝互辉映。”《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中载:“郁金即是阎净金色。用表金刚深慧。首有五髻者。为表如来五智久已成就。……青莲是不染著诸法三昧。以心无所住故即见实相。金刚智印。能以常寂之光遍照法界。所以坐白莲者。意明不异中胎藏也。”可知“五髻冠顶”“首五髻”应是文殊的重要表现方式,但文字描述与布朗村南石刻主尊头部有明显尖状叶冠的形象并不相符,因此本文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参见《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正藏》第18册,No.848,第8a页;《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大正藏》第39册,No.1796,第635a页。
(10)图3—4采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渠县文化局:《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第8、13页。
(11)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渠县文化局:《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第3—15页。
(12)参见张建林、席琳、夏格旺堆等:《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芒康、察雅考古调查与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6页。
(13)参见张建林、席琳、夏格旺堆等:《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芒康、察雅考古调查与研究报告》,第108页。
(14)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第7—14页。
(15)参见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版39。
(16)除此之外,7—9世纪时大日如来也有穿戴吐蕃式样服装的俗装造型,如玉树贝纳沟第一组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摩崖石刻、昌都市芒康县嘎托镇巴拉村孜许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摩崖石刻,其主尊头顶带冠、持禅定印和结跏趺坐造型基本保持不变。霍巍认为前一种样式受尼泊尔风格及波罗风格影响,后一种样式则模仿吐蕃贵族的服饰样式;罗倩倩认为第一种样式为“菩萨形”,第二种样式为“赞普形”;张长虹将前者称为“印尼式”,后者俗装称为“蕃式”。参见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第353—384页;罗倩倩:《8—14世纪藏传佛教大日如来图像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2年,第17页;张长虹:《藏东地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图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18页。
(17)参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勒巴沟恰冈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藏学学刊》第1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第148—163页。
(18)参见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第26—30页。
(19)图5采自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勒巴沟恰冈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第153页。
(20)图6采自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第27页。
(21)参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甘青交界扁都口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第102—110页。
(22)参见张建林、席琳、夏格旺堆等:《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芒康、察雅考古调查与研究报告》,第58—61页。
(23)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查果西沟摩崖造像2009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第16页;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芒康县文化局、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芒康县查果西沟B点、崩隆达、纳日贡吐蕃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23年第1期,第4—17页。
(24)图7采自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甘青交界扁都口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第105页。
(25)图8采自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芒康县文化局、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芒康县查果西沟B点、崩隆达、纳日贡吐蕃摩崖造像调查简报》,第7页。
(26)参见沙木·冯·谢克:《吐蕃禅宗:一个遗失传统的发现》,牛宏、寇金花译,《藏学学刊》第1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第288—306页。
(27)参见张亚莎:《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9—27页。
(28)参见席琳:《吐蕃时期禅定印毗卢遮那图像与禅宗关系研究》,《文博》2015年第5期,第102页。
(29)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99页。
(30)参见王小甫:《七至十世纪西藏高原通其西北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研究奖学金”资助考察报告》,王小甫:《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存》,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57页。
(31)霍巍:《从考古发现再论西藏西部吐蕃时代的对外交通路线》,《中国藏学》2023年第6期,第48页。
(32)参见玉努斯江·艾力、潘勇勇:《西部哨所“喀格勒克”语源、语义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89页。
(33)参见DeborahE.Klimburg-Salter,Tabo,a lamp for the Kingdom,Early Indo-Tibetan Buddhist Art in the Western Himalaya,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1998,p.146.
(34)参见张大利:《吐蕃黄金制品上的狮纹研究》,《西藏研究》2023年第6期,第72页。
(35)参见赛本加、于春:《敦煌藏经洞绢画Stein painting35.Ch.lvi.0034考》,《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44页。
(36)参见艾米·赫勒:《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刻石》(节录),杨莉译,王尧、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
(37)艾米·海勒:《西藏佛教艺术》,赵能、廖旸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54页;Amy Heller,Tibetan Art: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Ideals and Art in Tibet 600-2000 A.D.,Milan:Jaca Book,1999,p.57.
(38)参见栂尾祥云:《曼荼罗之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58—76页。
(39)《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大正藏》第39册,第632a页。
(40)《金刚顶经瑜伽十八会指归》,《大正藏》第18册,No.869,第284c页。
(41)参见李含冰:《〈真实摄经〉经本研究述评》,《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9期,第117页。
(42)参见《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大正藏》第18册,No.865,第207a—223b页。
(43)《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大正藏》第18册,No.866,第227b—227c页。
(44)参见宫坂宥胜、梅原猛、金冈秀友编:《密教の理論と実践》,东京:春秋社,1978年,第86—100页。
(45)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4页。
(46)参见Deborah E.Klimburg-Salter,Tabo,a lamp for the Kingdom,Early Indo-Tibetan Buddhist Art in the Western Himalaya,pp.91-135.
(47)参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编著:《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44页。
(48)参见Pratapaditya Pal,Lionel Fournier,A Buddhist Paradise:The Murals of Alchi,Western Himalayas,Hong Kong:Ravi Kumar for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1982.
(49)参见张长虹:《西藏西部10世纪晚期至11世纪佛教艺术的题材与风格——以金刚界曼荼罗和法界语自在文殊曼荼罗图像的分析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7年,第160页。
(50)图10采自赵力光编著:《风雨沧桑九百年:图说西安碑林古代建筑·石刻艺术》,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4页。
(51)如罗哲文认为童子寺的石灯“是现在保存最古的一个石灯遗物。这种形状的石灯在朝鲜和日本还有不少,但都是比较晚的”。参见罗哲文:《太原龙山、蒙山的几处石窟和建筑》,《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第52页。
(52)参见李彦、张映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文物世界》2007年第5期,第77页。
(53)参见松长有慶:《密教経典成立史論》,京都:法藏馆,1998年,第83—111页。
(54)参见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55)参见陈怀宇:《唐代石灯名义考》,《唐宋历史评论》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5页。
(56)董诰等编:《全唐文·唐文续拾·石灯台铭并序》卷1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3年,第11312—11313页;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补正·曹文玉尊胜幢铭》卷4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20页。
(5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唐城队:《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第231—262、271—282页。
(58)参见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6页。
(59)参见张文卓:《佛顶法——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密法系统》,《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4—19页。
(60)参见赵晓星:《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18—124页。
(61)参见卢素文:《吐蕃石碑形制及装饰图案研究——兼论吐蕃立碑传统由来》,《西藏研究》2021年第4期,第58—67页。
(62)《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大正藏》第39册,第660a、677a页。
(63)《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大正藏》第18册,第243c页。
(64)参见陈怀宇:《中古时期敦煌燃灯文与石灯铭文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7期,第41—47页。
(65)丁福保编纂:《佛学大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84页。
(66)《菩萨本行经》,《大正藏》第3册,No.155,第118a页。
(67)《少室六门》,《大正藏》第48册,No.2009,第368c页。
(68)参见C.Bautze-Picron，“The Elaboration ofa Style:Eastern Indian Motifs and Forms in early Tibetan and Burmese Painting”,The Inner Asian InternationalStyle,12th-14th Centuries,Wien:V?AW,1998,pp.15-46.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879.3
引用信息:
[1]周澍.新疆叶城布朗村南佛教遗址吐蕃摩崖造像小考[J].西藏研究,2025,No.212(03):50-66+157.
基金信息: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上的西域佛寺形制布局及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6JJD780001)阶段性成果
2025-06-25
2025-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