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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国际藏学界,日本人的藏学研究是令人不容忽视的,西方人能看懂日文的不多,因为日文中汉字太多了,至于从事藏学研究的西方人能看懂日文的就更寥若晨星了。中国藏学界对于日本藏学界的成果是比较注意的,翻译介绍也比较及时。下面,我们对日本考察及研究西藏的历史作一概述。人们也许很难想到,早在公元8世纪上半叶,日本人就与吐蕃人有了接触。《续日本记》卷十九、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正月)丙寅条有遣唐副使大伴宿弥古麻吕的返朝报告,内记载:“古麻吕奏曰:‘大唐天宝十二载(753),岁次癸巳,正月朔癸卯。
Abstract：① 山口瑞凤《西藏》(上册、1987年、东京)4页。
② 即绿虔母。
③ 如十三世达赖喇嘛临终前一年给多田等观的信中提到了一些入藏的日本人,唯独没有河口之名。多田等观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东京1982年二版一书89页这样说:“我并非首位入藏的日本人,1900年7月,河口慧海就已进入拉萨,当时碰巧达赖喇嘛不舒服,由于侍医的介绍,河口为达赖看了病,可是当我向达赖问及此事时,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回答。所以,河口在首次入藏时是否见过达赖尚为疑事。1914年,河口再度入藏搜集佛典。当时我在拉萨,河口并不能谒见达赖。我只知道他写信申请入藏,是班禅喇嘛支持他搜集典籍的。卓尼版西藏大藏经甘珠尔部就是班禅后来流亡中国时送给他的礼物,此书后来藏于东京的东洋文库。”
④ 这位甘丹池巴的称号河口写作池仁波且TriRinpoche,此人在汉藏文史籍中均没有 什么记载,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河口称他为现在西藏的统治者,这可能指摄政之意,但当时两藏是没有摄政的,1899年第穆呼图克图下狱而死,1902年前后摄政位空缺。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201页言1902年摄政为第穆呼图克图,显然是误写了。河口《旅藏三年》336页记载:“这位甘丹池巴出自色拉寺,七岁为僧,其父是个汉人,他与前财政部长(孜本)Cham-ha Choe-sang(此人或许为夏格巴《西藏政治史》227、 234页中的堪穷强巴却桑为同母异父兄弟。”他时年67岁。
⑤ 参见《能海宽通信》载《东洋哲学》1901,8-8。564-67页,《能海宽遗稿》上下,寺本婉雅编,京都能海宽追忆会,大正6年(1917) 、255页,有地图、手稿。
⑥ 参见小川琢治《成田安辉氏拉萨旅行》《地学杂志》1904,183-192-3页。成田安辉《进藏日志》《山岳》1970． 65． 1-56;1971． 66． 1-37页。海尔:《成田安辉:首位入藏日本人》(《西藏杂志》、1979． 3． 12-19页)。木村肥佐生:《成田安辉西藏探险行的过程:从外交史料看从东部西藏入藏挫折记》《亚细亚研究所纪要》1981． 8． 33-88页,1982． 9． 139-192页,1983． 10． 183-238页。
⑦ 寺本在《藏蒙旅日记》167页以下言:“我在1905年4月28日西南行五十里,至那曲,投宿于此。一路丘间为平原,有几个池子,还散布着黑房数十户。”
⑧ 《日记》196页言:“我意外地受到了英领印度总督寇仁氏的欢迎,十分感激。”
⑨ 《日记》前有十四世达赖的藏文序,1972年5月11日写于印度达兰萨拉的德钦却林,全文如下:“以故的寺本婉雅先生是位博学的权威,此书为1898-1909年间他在汉藏蒙地游历的记录,现由弟子横地详原编集出版,这是值得庆幸的。”“作为博学的权威,寺本婉雅先生后来曾渴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他还是1906-1908年间,达赖巡锡五台山及晋京北京时的顾问。此外,1906年,他向达赖递交了赠呈文,对当时世界形势的描写颇有引导意义。”“此后,先生回归故国,培养教育了不少藏语学生,可以说是日本藏学的开拓者。”“由于这段因缘,我很高兴为该书作序。”“该书的出版,使日本与西藏之间更深一步地通过过去与现在了解,加深亲善友谊,这是很有益处的,我的希望就在于此了。” 达赖喇嘛印 寺本的赠呈文乃用藏文书写,现藏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文献档案馆。后来,山口瑞凤在日本见到了藏文复印件。该档案馆还藏有一些有关西藏的日本人文献及档案,值得从事日藏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深入探讨。
基本信息:
引用信息:
[1]王珏,王思玉.日本人入藏考(一)[J].西藏研究,1990(03):138-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