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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窝阔台(Okodei,1186～1241年),又译兀窟、月古歹、月可台、月阔歹、斡歌歹等,蒙古汗国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
②成吉思汗临终时给儿子们留下了联宋灭金之重要战略部署,《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一章有载:“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③此是双方正式缔结政治关系之始。如果说藏族人与蒙古人的相互接触,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有部分僧人(萨迦、止贡噶举、蔡巴噶举等派)在西夏王室活动,有人还到过蒙古。蒙古崛起于北方的消息会通过这些人传至西藏。西夏亡后,已有甘青部分藏区属于蒙古治下,并有一些西藏僧人归顺蒙古。另据《元史·赵阿哥潘传》和《元史·按竺迩传》,1236年阔端命宗王末哥以按竺迩为先锋分兵由甘南藏区入川时,曾于途中招降了临洮藏族首领赵阿哥昌、赵阿哥潘父子和文州藏族首领勘拖孟迦。亦可参见《藏族史料集》(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88～89页。
④《如意宝树史》、《蒙古教法史》、《新红史》等史载,1206年成吉思汗曾组织了一次向藏区的进军。各书记载互有出入,矛盾之处颇多,不足为据,仅可参考。
⑤蒙古此时不攻南宋而入西藏是自有道理的。在此之前,蒙古军队已经正面进攻过南宋,未遂。而灭宋是其最终目标,于是入藏可能是战略上常用的迂回手段:先稳南宋西方屏障西藏,之后再图南宋。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故从略。
⑥1240年突然撤军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是与阔端之父窝阔台病重有关。窝阔台病重时曾召贵由和阔端回和林,估计是阔端赴和林前召多达那波回师镇守凉州。(陈庆英,1992)。
⑦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⑧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⑨⑩TurrellV .Wylie:《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载《哈佛亚洲研究院学报》1977年6月第37卷第1号,第103～133页。
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本:Sa-skyagdung-rabs),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陈庆英等译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81页。另,《萨班传》(Sa- panrnam-thar)第19、20页也有载,但文字略有不同。
此信藏语原文完整地保存在《萨迦世系史》(sa-skyagdung-rabs)德格木刻版第78至81页里,全称是《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
蒙哥(Mongka,1209～1259年),大蒙古国第四代大汗,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长子,母克烈氏唆鲁禾贴尼。“蒙哥”蒙古语意为“长生”。
转引自《蒙藏关系史研究》,第40页。
1241年窝阔台去世后,乃马真六皇后称制(1241～1246年),变乱旧章,残害大臣;1246年贵由即位,但仍受乃马真牵制。乃马真死后不久,贵由汗也于1248年去世,其妻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又称制(1248～1251年),但无能治国,误国乱政。这十年中王室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彼此攻杀不已,顾不上汗国发展。这种局面《元史·定宗本纪》有载:“然自壬寅(1242年)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1251年蒙哥即汗位,这种乱局才告结束。
括户,即清查并登记属于蒙古(所征服)领土的户口,确定其归属,其中划给诸王、后妃和功臣的民户成为封户,隶属本主,不可迁出,这些领主的封邑,谓之投下。
《元史·宪宗本纪》载:“以和里角碍统土番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估计和里角碍奉命进藏,依然命曾于1239年入藏杀掳的多达那波(又称多达那、道尔达)部为其先锋,故云“皆仍前征进”。此外忽必烈远征大理往返途中,也对吐蕃造成了很大的威慑力,D .Ohsson在《历史》(Histoire)卷Ⅱ第316页也提到了兀良合台“攻占了藏人的吐蕃(Tou- po)。”亦请参阅史尔弼(JanosSzerb):GlossesontheOeuvreofBla-Ma’Phags- pa:Ⅱ.SomeNotesontheEventofTheYears1251-1254,载《匈牙利东方学报》卷34,(1980,263～281),第272页。此文的汉译文《八思巴遗著考释之二:1251-1254年事件的某些解说》,王启龙、邓小咏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可参阅。
《朗氏家族史》(藏文本:rlangs-kyipo-tibser-rurgyus- p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0页对蒙哥接管西藏、确定归属关系等描述如是:“多达那波前来西藏,大约是在成吉思汗子窝阔台统治时期。窝阔台和贵由汗王归天之后,王室兄弟们集会议事,商议由谁继位,一致认为蒙哥汗合适,故推举为王。当时吐蕃由凉州王子阔端治理,于是就从阔端阿嘎(蒙古语对兄长之称)那里取了上师,由蒙哥汗管理止贡派,由薛禅汗管理蔡巴派,由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由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垅派。四位王子分别管理各个万户。”当时没有划分万户,这是似为作者绛曲坚赞根据后来划分的万户冠之。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9页,汉译本第119页。
lingchu是凉州的一种常见的汉语音写形式,见石泰安:《吐蕃诗人与史诗的研究》(Recherchessurl’epopeeetlebardeauTibet),1959年巴黎版,第240页注51。lingchu这种写法(见E·Obermiller译《布顿佛教史》卷II,1931—1932年莱比锡版,第215页)估计是受汉语某些方言影响之故,这一形式也出现于aPa’-bo第447页及其以下(如lichukhab)等,这与aPa’-bo和RA里将蒙哥都写为mu-gu-du和mo- go-du相似,“蒙”字的鼻韵尾-ng(即藏文字母第4个字母)给省去了。对rtser,八思巴也有不同的拼写法,其他的书写形式还有rtse-khab,见罗列赫译《青史》(BlueAnnals)第1080页将rtse译为“宫殿”;石泰安(同上);E·Obermiller(同上)等。此外,八思巴在有个地方(15函叶310B)将蒙哥写成了mo- go。
此信全文载《萨迦五祖全集》15函叶320～321时题为《法主示寂时八思巴致卫藏地区高僧大德书》。
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版。
八思巴的学识在他为了获宠于忽必烈而与噶举派僧人噶玛跋希的斗法中,在释道辩论中展现得至为充分;八思巴的人品,表现在忽必烈在危难之际,他并没有离他而去,而是始终随其左右。详情可参见《萨迦世系史》、《汉藏史籍》等藏文史籍,《元史·释老传》、《至元辨伪录》等汉文典籍。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88～93页。汉译文转引自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第34页。
《萨迦世系史》说“八思巴十九岁的阴水牛年新年时”为薛禅汗灌顶。误,因八思巴不可能“牛年时”前往宫中,尔后又在“牛年新年”为忽必烈灌顶。故应为阴水牛年(1253年)末或者更可能是阳木虎年(1254年)初。
见《元史·世祖本纪》。同年5月,阿里不哥也召集一些拥护自己的宗王在阿勒台的驻夏之所举行大会,宣布即蒙古大汗位,随即率军南下,与忽必烈展开了激烈的汗位之争。这一争斗以兵戎相见长达四个春秋,忽必烈凭借汉地雄厚的人力和物力为后盾,几经亲征,终于在1264年打败阿里不哥,坐稳了大汗江山。
见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详见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传记部、致十一《佛祖历代通载》卷35叶59B至67A。
关于恰那多吉,可参阅本著有关各处。亦可见T .V .Wylie之文“KhubilaiKhagan’sviceroyofTibet”,载L .Legeti所编TibetanandBud dhistStudiesCommemoratingthe200thAn niversaryoftheBirthofAlexanderCsomadeKoros,Budapest1984,Ⅱ,391～404;陈庆英:《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载《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除恰那多吉外,八思巴任国师后,还将异母弟仁钦坚赞和意希迥乃带到大都,并给予大力培养和举荐,前者后来继任八思巴帝师之职;后者则被忽必烈子忽哥赤迎去藩邸,奉为上师,后随其赴云南(一说逝于云南,一说逝于朵甘思),将萨迦派的影响扩展开去。
忽必烈派人建立吐蕃驿站系统的详细记载,可见《汉藏史集》藏文本卷I叶195a～198b,汉文本第160～170页。有关元朝吐蕃驿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第26～36页;蔡志纯:《元代吐蕃驿站述略》,载《西藏研究》1984年第6期,第52～56页;L .Petech上偈书,第61～68页。
《元史.释老传》。
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0、161页,汉译本第112、113页;这里鼠年当为藏历第四饶迥阳木鼠年,即1264年。
《元史·释老传》曰:“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又,天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中局1980年版)卷2第25页“诏西番”条曰:“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帷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于白绒,网于真珠,至御室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
上都是元朝的夏都。关于元朝上都,可参阅贾洲杰:《元上都》,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亦请参见S .W .Bushell,“NotesontheOldMongolianCaptialofShangtu”,in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ofGreatBritainandIreland7(1875)329～338;Hara da,Yoshito.“Shangtu:TheSummerCapitaloftheYuanDynastyinDolon-Nor,Mongoli a.”Tokyo:Toa-KokoGakuka,1941-Impey;Laurence’sShang-tu,SummerCapitalofKhubilaiKhan,inGeographicalReview15(Oct.1925):584～604。
关于元朝吐蕃的施政措施和行政体制,沈卫荣(1988)有文认为,是中央的宣政院和地方的乌思藏宣慰司、乌思藏十三万户等三个不同层次的行政机构对乌思藏地区进行统治,与元朝统治者在全国推行的各项行政制度同出一辙,等等。陈庆英对沈文有不同看法,曾撰长文与之讨论,请参阅《藏学研究论丛》第2辑第94～138页陈庆英文:《元代萨迦本钦辩析———兼论元代西藏地方的行政体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萨迦世系史》,汉译本第108页。
拉德(lha-sde)是佛教寺院和宗教领袖所领属的民户,米德(mi-sde)是世俗封建领主所领属的民户。
也有人认为是至元二年,请阅徐连达:《论八思巴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贡献》,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第60页。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72页,汉译本第122页。
《元史·释老传》
陶宗义:《南村辍耕录》卷2,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页。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36卷),载频伽精舍汉文大藏经,传记部、致九、致十帙,卷35叶64A。
赵孟兆页《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即《胆巴碑》。引自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元赵孟兆页书胆巴碑》。
关于胆巴,请参见王启龙:《巴思八评传》(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四章第三节第1小节以及有关注释。
《佛祖历代通载》卷35,叶60B、64A。
此文题为《赞颂应赞颂之圣事》,全文载《萨迦五祖全集》ba函叶385,内容上即是《元史》中提到的八思巴为元军渡江灭南宋时所写的贺表,故又汉译为《贺平江南表》。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二九元世各教名考》,引自《东方杂志》第42卷第4期,1945年10月。
见《元史·祭祀志》等。
据《元史》、《新元史》百官志,《蒙兀尔史记》百六桑哥传等。
《元典章》(33“释道僧道教门清规”条)引皇庆二年中书省咨文。
幻轮:《释氏稽古续略》卷2,载大正藏第49册,史传部。
《元史·本纪.武宗二》。《新元史》193本传。
《元史·刑法志》102之职制上;《元典章》六礼部尚书和尚头目条录原诏。
《元史·不忽木传》。
《元史·释老传》。
《元史·本纪·成宗四》。
同上。另《元史·本纪》28也有类似记载:(至治二年)十二月,西僧灌顶疾,请释囚,帝曰:“释囚祈福,岂为师惜。朕思恶人屡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
《元史·本纪·仁宗一》。
《元史·本纪·泰定帝二》。
以上引文均见《元史·释老传》。
同注。
关于杨琏真加之恶行,我们将在他文详述。
《新元史·郑介夫传》。
《新元史·樊执敏传》。
《元书·索咬儿哈的迷失传》。
同注。
《南村辍耕录》卷2。
见《元史·哈麻传》。《南村辍耕录》卷2亦有类似记载:“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当受我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其乐无穷。”
见萧洵:《故宫遗录》,北京图书馆分馆藏。
《元史·本纪·顺帝五》。
《百知录之余》卷3僧尼之滥。
同注。
《权衡庚申外史》卷下,转引自《东方杂志》第42卷第4期,1945年10月。
《元史·本纪·顺帝十》。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B949.2
引用信息:
[1]王启龙.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J].西藏研究,2001(04):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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