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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茶入藏”现象是亚东关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问题，该现象呈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吊诡之处。贸易和税收的经济分析在理解亚东关问题上存在局限性，某些重要信息由此被掩盖。从政治经济史视角把微观史研究和宏观大历史研究相融合，是理解和阐释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的正确方法。英印看似“主动放弃”,但“印茶入藏”现象暴露出一个事实：亚东关“印茶入藏”的角色和命运是殖民主义整体运作逻辑的产物。亚东关“印茶入藏”背后的阴谋生成于殖民主义逻辑，涉及对印茶的殖民、印茶之发展以及茶叶走私等方面，其背后也隐藏着世界殖民势力瓜分掠夺的特定逻辑。中华文明坚信并奉行和、仁、美美与共等人类共同文明理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全人类以及有效应对殖民主义一类的人类巨大威胁具有重大决定意义。
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Indian tea entry into Tibet” represents a crucial yet paradoxical issue in the study of Yadong Port. Economic analyses focusing solely on trade and taxation reveal limitations in understanding the Yadong Port issue,obscuring certain critical information. The correct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 Indian tea entry into Tibet” through Yadong Port requires integrating micro-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economic history. While British India appeared to “voluntarily abandon” its position,the phenomenon of “Indian tea entry” exposes a crucial fact:Yadong Port's role and fate in the “Indian tea entry” were products of colonial operational logic. The conspiracy behind Yadong Port's “Indian tea entry” emerged from colonial logic,encompassing the colonization of Indian tea,tea development,and tea smuggling,while also concealing specific patterns of colonial powers' partition and plunder of resources. Chinese civilization firmly believes in and practices the common civilizational concepts of harmony,benevolence,and shared beauty.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lds decis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world,all humanity,and effectively addressing major human threats such as colonialism.
(1)江孜和噶大克分别延至1908、1909年开关。参见张永帅:《外部市场、腹地区域与近代亚东关贸易的变动趋势(1895—1913)》,《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4期,第109页。
(2)参见陈鹏辉:《试论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中的抵制“印茶入藏”》,《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37—138页。
(3)在官方任何文件中,均没有印茶通过亚东关正式入藏的记载,并且在任何有关亚东关贸易种类的记载中,也没有茶叶一项,譬如《中国旧海关史料》第43册第764页中记载的进口贸易商品种类共有29种,其中没有茶叶(或茶及其他涉茶名称),在出口的13种大宗货物中也没有涉茶相关商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纂的《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上、下册)》及其他研究者的归纳总结中也没有涉“印茶入藏”以及涉茶相关商品的内容。
(4)参见张永帅:《外部市场、腹地区域与近代亚东关贸易的变动趋势(1895—1913)》,第109—123页;梁忠翠:《近代英籍亚东关税务司的情报活动与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第156—163页;梁俊艳:《清末民初亚东关税务司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张永攀:《从帕里到噶伦堡:清末西藏亚东关初建与近代西藏关贸肇始》,《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第178—184页;梁启俊:《清朝对西藏地方经济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年,第134—137页;梁俊艳:《清代亚东关署理税务司巴尔在藏事迹研究》,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0—131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上、下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刘武坤:《西藏亚东关史》,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
(5)《赫政为呈所拟未结后三款章程及印度添改情形事致升泰函》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2年1月23日)后附有其内容,云:“藏内亚东订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关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此处英商贸易事宜。”参见许广智、达瓦合编:《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上册)》,第193页。
(6)“儿茶”是一种药材,枝、干可入药,并非茶叶。
(7)参见梁俊艳:《清末民初亚东关税务司研究》,第64—67页。
(8)张永帅:《外部市场、腹地区域与近代亚东关贸易的变动趋势(1895—1913)》,第112页。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上册)》,第368页。
(10)张永帅:《外部市场、腹地区域与近代亚东关贸易的变动趋势(1895—1913)》,第121页。
(11)参见刘武坤:《西藏亚东关史》,第41页。
(12)刘武坤:《西藏亚东关史》,第79页。
(13)梁忠翠:《近代英籍亚东关税务司的情报活动与影响》,第157页。
(14)韩德森(V.C.Henderson)的任职期限为:1900年9月22日—1902年6月6日(1899年1月—1900年9月任帮办),是第四位亚东关税务司。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下册)》,第739页。
(16)“戴乐尔致好博逊移交—备忘录(1895年11月16日,亚东)。”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上册)》,第487—488页。
(17)参见随新民:《寇松总督时期英国(印)西藏“前进政策”及其遗产》,《南亚研究》2019年第4期,第88页。
(18)许广智、达瓦合编:《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第134页。
(19)“前进政策”实际是英帝国殖民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妄图在次大陆推建“科学边界计划”方案,旨在追求在次大陆建立“更加安全”和“更具防御性”的“安全边界”。保守派势力代表人物寇松出任总督期间(1899—1905),力主把西藏纳入“前进政策”之内,一方面实现英印“科学边界计划”,把西藏东南部的门隅、珞瑜和察隅大部分地区划给英属印度,另一方面则妄图削弱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控制,扩大英在西藏的特权,同时阻止沙俄在西藏立足。这对中国西藏构成了严重侵害,实际上,中印之间边界战争(1962)、乃堆拉炮击(1967)、土伦山口枪击事件(1975)、桑多洛河谷大规模军事集结(1986—1987)以及洞朗对峙、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等均与印度政府在边境地区推行“前进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对中印关系来说,作为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前进政策”产生的破坏力不容小视。参见胡仕胜、王珏、刘传玺:《从加勒万河谷冲突看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困局》,《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4期,第7页。
(20)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煦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8页。
(21)参见刘武坤:《西藏亚东关史》,“前言”,第4页。
(22)参见张永攀:《从帕里到噶伦堡:清末西藏亚东关初建与近代西藏关贸肇始》,第183页。
(23)参见张永攀:《从帕里到噶伦堡:清末西藏亚东关初建与近代西藏关贸肇始》,第183页。
(24)《各国近事:大英国:印茶日盛》,《万国公报》1881年第657期,第17页。
(25)参见徐毅:《近200年我国茶叶出口竞争力演变之探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104—107页;陶德臣:《茶叶由文化到技贸传播世界的历程》,《农业考古》2016年第2期,第13—22页;赵国栋:《印度野生茶树之争与茶业起源》,《农业考古》2016年第2期,第206—213页。
(26)参见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27)参见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8页。
(28)参见陈椽:《茶业通史》,第482页。
(29)参见Indian Tea Association,A Few Facts About Indian Tea&how To Brew It,Reprint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2013,p.5.
(30)参见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刘涛、姜海蒂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31)参见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刘涛、姜海蒂译,第166页。
(32)参见Indian Tea Association,A Few Facts About Indian Tea&how To Brew It,p.4.
(33)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刘涛、姜海蒂译,第170页。
(34)参见赵国栋:《茶谱系学与文化构建:走进西藏茶叶消费空间的秘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7页。
(35)参见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第111页。
(36)参见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刘涛、姜海蒂译,第177页。
(37)参见赵国栋:《茶谱系学与文化构建:走进西藏茶叶消费空间的秘密》,第89页。
(38)参见陶德臣:《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茶业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第59页。
(39)参见赵国栋:《茶谱系学与文化构建:走进西藏茶叶消费空间的秘密》,第97页。
(40)参见赵国栋:《茶谱系学与文化构建:走进西藏茶叶消费空间的秘密》,第96—97页。
(41)参见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刘涛、姜海蒂译,第186页。
(42)参见Wim van Spengen,Tibetan Border Worlds:A Geohistorical Analysis of Trade and Trader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109.
(43)参见A.De Rosthorn,On the Tea Cultivation in Western ssuch’uan:and the Tea Trade with Tibet Via Tachienlu,First Published 1895,Reprint in India by Isha Books,2013,p.38.
(44)参见赵国栋:《茶谱系学与文化构建:走进西藏茶叶消费空间的秘密》,第67页。
(45)参见A.De Rosthorn,On the Tea Cultivation in Western ssuch’uan:and the Tea Trade with Tibet Via Tachienlu,p.36.
(46)参见A.De Rosthorn,On the Tea Cultivation in Western ssuch’uan:and the Tea Trade with Tibet Via Tachienlu,p.34.
(47)参见A.De Rosthorn,On the Tea Cultivation in Western ssuch’uan:and the Tea Trade with Tibet Via Tachienlu,p.36.
(48)参见赵国栋:《茶谱系学与文化构建:走进西藏茶叶消费空间的秘密》,第308页。
(49)参见赵国栋:《茶谱系学与文化构建:走进西藏茶叶消费空间的秘密》,第309页。
(50)赵艾东:《唐古巴的考察与英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觊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第98页。
(5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
(52)陈寿彭译:《西报选译:印茶销售》,《农学报》1897年第8期,第12页。
(53)A.J.Clements,The Tea Trade Of Tachienlu:Tibetan Purchases at a Great Mart,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1920(23),p.613.
(54)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下册)》,第1069、1073页。
(55)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3册《张荫棠奏牍》卷3,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52页。
(56)何藻翔:《藏语》,上海:上海广智书局,1910年,第208页。
(57)《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中辑录张荫棠《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其中记载为32万卢比,另在《清季筹藏奏牍》第3册《张荫棠奏牍》卷5中也记载为32万卢比:“三十二年由噶大克运至后藏茶值卢比三十二万。”但何藻翔在《藏语》中写道:“又查印报载,光绪三十二年,印茶由噶大克进藏,计值卢卑(当指卢比——作者注)三十三万元。”三者均依据“印度报纸”,指的是同一年份同一事件,因此在33万卢比与32万卢比之间似有一个有误。目前研究中使用32万卢比者较多。不过,对本研究来说,无论哪个有误,它们都可以为噶大克存在的印茶走私提供佐证。参见许广智、达瓦合编:《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第275页;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3册《张荫棠奏牍》卷5,第8页;何藻翔:《藏语》,第156页。
(58)参见何藻翔:《藏语》,第170页。
(59)参见冯翔:《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与数据之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第150页。
(60)在《张荫棠奏牍》中也提到“印茶多由噶大克运进”。参见何藻翔:《藏语》,第208页;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3册《张荫棠奏牍》卷4,第43页。
(61)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煦初译,第39页。
(62)参见《印茶之收成与销路》,《时报》1922年2月22日,第4版。
(63)《各国商情:印茶日衰》(九月新闻报),《湖北商务报》1899年第22期,第15页。
(64)参见JAS.Hutchison,Indian Brick Tea for Tibet:report on a mission to Ssu-chuan,Calcutta:printed at the City Press,1906,p.56.
(65)参见格桑悦希:《印茶销藏概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336页。
(66)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下册)》,第746页。
(67)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下册)》,第723页。
(68)怀特,全名约翰·克劳德·怀特(John·Claude·White,1853—1918),作为英印谈判的主角参与了英印与清政府的谈判,并参与了荣赫鹏远征军侵藏活动,在荣赫鹏侵藏之后又积极笼络西藏地方一些上层群体。
(69)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煦初译,第95页。
(70)格桑悦希:《印茶销藏概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第336页。
(71)参见格桑悦希:《印茶销藏概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第336页。
(72)参见杨亮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四川藏区的商品经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79—85页;董志勇:《辛亥革命前英国对西藏的经济侵略和攫取的经济特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第56—66页,等等。
(73)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1页。
(74)参见随新民:《寇松总督时期英国(印)西藏“前进政策”及其遗产》,第87页。
(75)参见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绪论”,第4—5页。
(76)参见刘乃亚:《互利共赢:中非关系的本质属性——兼批“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论调》,《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33—39页。
(77)参见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刘涛、姜海蒂译,第75页。
(78)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79)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第31页。
(80)18世纪后,在家中以茶待客已成为英国国内的一种时尚。1860年,茶叶已被引入“阿克沃斯教友会学校”(Quaker School at Ackworth)。
(81)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第15页。
(82)参见陈椽:《茶业通史》,第91页。
(83)参见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刘涛、姜海蒂译,第205页。
(84)参见陶德臣:《南亚茶业述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第281页。
(85)Henry W.Cave,Golden Tips:A Description of Ceylon and Its Great Tea Industry,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and Company,Limited,ST.Dunstan’s House,1900,p.1.
(86)参见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第131页。
(87)参见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第132—134页。
(88)参见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第137页。
(89)参见付彦林:《外来挑战、身份认同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3期,第90—99页。
(90)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煦初译,第44页。
(91)参见郭家宏:《日不落帝国的兴衰:英国与英帝国史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
(92)郭雷庆:《斯里兰卡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冲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4期,第52页。
(93)参见Willis Airey,“Reviewed Work(s):Imperial Commonwealth by Lord Elton”,Pacific Affairs,No.1,1947,p.81.
(94)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刘涛、姜海蒂译,第60页。
(95)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第42页。
(96)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9页。
(97)参见陈晓律:《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98)参见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绪论”,第4页。
(99)《五洲新闻:采办印茶》,《画图新报》1892年第1期,第121页。
(100)参见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绪论”,第7页。
(101)随新民:《寇松总督时期英国(印)西藏“前进政策”及其遗产》,第89页。
(102)参见Julie Parle,“Reflections on the SAHS Biennial Conference”,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No.2,2010,p.394.
(103)参见赵国栋:《茶谱系学与文化构建:走进西藏茶叶消费空间的秘密》,第43页。
(104)《电务改订藏茶税章以抵禁印茶》,《时报》1907年12月17日,第5版。
(105)《整顿出口华茶之建议:总商会请茶业自设检查所》,《商旅友报》1924年第5期,第52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5;F329;F752.9
引用信息:
[1]赵国栋,喜饶尼玛.西藏亚东关“印茶入藏”问题研究[J].西藏研究,2025,No.210(01):52-74+157.
基金信息: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藏茶文化史料搜集、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1XTQ0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