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研究》汉文版

参考文献

(1)参见洪惠镇:《杭州飞来峰“梵式”造像初探》,载《文物》1986年第1期,第50页。赖天兵认为(见赖文《杭州飞来峰元代时刻造像艺术》,载《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第96页),飞来峰现存元代造像共有68龛,117尊,其中藏传佛教造像为33龛,47尊,其数目与洪文差1龛1尊,尚待进一步调查。另据笔者1997年前往飞来峰调查时,杭州市文物建筑工程公司告知,飞来峰现存造像734尊,其中五代造像数量不多,仅存11尊,主要分布在青林洞附近。宋代造像形制较小,共有222尊,多集中在青林洞和玉乳洞及其附近。关于五代和宋代造像,参见黄涌泉《杭州元代石窟艺术》前引,图版第26～2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湖石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图版第17、98,《序言》第2～3页。西方学者关于五代和宋代飞来峰造像的研究,参见RichardEdwards,”Pu-Ta-MaitreyaandaReintroductiontoHangchou’sFei-Lai-Feng”,ArsOrientalis,vol.14,1984,pp.5-50,figs.2-23,29-34.

(2)第23龛的“石僧录液沙里兼赞”,究竟是藏人还是西夏人仍有待考订。“液沙里兼赞”藏文准确对应 为ye-shes-rgyal-mtshan(益西坚赞),但又注明为“石”姓僧录,或许是来自河西的西夏人,当时为杨琏真伽的部下。据此,杨琏真伽开龛的时间虽然晚于液沙里兼赞,但我们还是把杨琏真伽看作是飞来峰石刻造像的代表人物。

(3)《元史》卷十·本纪第十·世祖六,第174页。

(4)纽瓦尔艺术指流传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的艺术流派,其艺术史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4世纪到16世纪;第二个时期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14世纪到15世纪的纽瓦尔艺术获得的灵感并非全部来自印度,而是来源于11至12世纪前后的卫藏,因为纽瓦尔艺术开始兴盛的14世纪,印度本土的伊斯兰化使得佛教艺术几乎无迹可寻,而早期卫藏艺术中的印度影响并不是借道尼泊尔。如果说从15世纪至16世纪开始兴盛起来的纽瓦尔艺术在西藏艺术中留下印迹,那么,从17世纪末至整个18世纪人们又可以在纽瓦尔作品中注意到逆向的影响:其时,西藏艺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纽瓦尔艺术反而开始完全模仿甚至复制西藏艺术 (参看S.Kramrisch,TheArtofNepal,TheAsianSociety,Vienna,1964,pp.47-48.)。斯内尔格鲁夫教授指出,Tibeto-Nepalesestyle(“西藏—尼泊尔绘画风格”)这一术语也被用来归纳敦煌发现的断代在10世纪的某些绘画的特征,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所以将任何梵相作品统称印度、尼泊尔艺术是不正确的。至于元代阿尼哥所代表的纽瓦尔艺术流派,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藏传佛教艺术的支流,而不是本末 倒置(D.Snellgrov e,andT.Skorupski,The CulturalHeritageofLadakh ,Vol.I,Warminster,Aris&Phillips,1977,p.16,note17.)。

(5)蒙古喇嘛教美术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入明以后,蒙古人在元朝灭亡以后,大部分退至漠北。随着蒙古王室的消亡,前期的喇嘛教美术似乎随风而逝,当时蒙古人几乎又全部转向信仰萨满教,这种变化导致了鄂尔多斯石窟的衰落。土默特俺答汗邀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赴蒙古传教,标志着蒙古喇嘛教美术第二个辉煌阶段的来临。必须强调的是,蒙古前后期的喇嘛教美术的风格在本质上没有卫藏美术那样承上启下的风格继承关系。后期是在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建立联系之后,以土默特为中心,在明隆庆、万历年间开始建立寺庙,绘塑佛像,其壁画的风格与明代的藏传美术有对应关系,而且添补了卫藏明后期至清初美术作品例证的不足。后期蒙古喇嘛教美术与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进程相一致,其清代作品甚至与卫藏作品完全相同,反而与安多清代藏传美术不同。

(6)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419页。

(7)同上书,第98～101页。

(8)在11世纪的辽代,正是辽兴宗大兴密教之际,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建立,朝野成风。宿白先生指出:“辽人佞密,更甚于中原,1123年金人灭辽,又三年(1126年)亡北宋。有金密籍如房山刻密、陕北密像以及分布于各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和雕饰密像的密檐塔等,皆沿辽宋之旧。”(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239页)

(9)参与居庸关工程的有党项人官员纳麟,还有主持工程的藏人南加森格( rnam-rgyal-seng-ge)和西夏人仁钦那征,其中“仁钦”,为藏语rin-chen。

(10)“宝石山麓,为大佛禅寺,沁雪泉。大石佛,旧传为秦始皇缆船石。宋宣和中,僧思静者,当儿时见之,作念曰:‘异日出家,当镌此石为佛。’及长,为僧妙行寺,遂镌石为半身佛像,饰以黄金,构殿复之,遂名为大石佛院。元至元间,院毁,佛像亦剥落。皇明永乐间,僧志琳重建,敕赐为大佛禅寺。弘治四年,僧永安重修。寺畔有塔,俗称壶瓶塔,乃元时西河僧所建。”见(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清人翟灏等辑《湖山便览》。

宋濂:《书穆陵遗骼》:“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江南总摄杨辇真伽与丞相桑哥,相表里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请如二僧言,发诸陵实器,以诸帝遗骨,建浮图塔。于杭之故宫,截理宗顶,以为饮器。”所谓“饮器”,实际上是颅钵,藏传佛教高僧圆寂后,头骨也常用来作颅钵。

《佛祖历代通载》卷21,页710。

汉族人笔记、小说、杂文中的杨琏真伽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很多内容是文人的凭空捏造,因为掘陵事件本身迎合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