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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期康区的产业形态主要是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比例较小。基于康区农、牧业的关系,田赋和牲税是康区赋税征收的大宗。民国前期川边地方政府在田赋、牲税征收上均采取过相关的措施,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赋税征收秩序,也相应增加了赋税收入。然而,康区执政者和县知事更替频繁,诸多措施没有完全落实下去。尤其是在第二次康藏战争之后,川边失地甚多,康南数县长期处于失治状态,关外各县抗粮抗差相习成风,应征地粮和牲税愈来愈少。因此,民国前期康区田赋、牲税征收的整体成效不佳。
Abstract：Agriculture and husbandry were the main industry in Kham region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husbandry in the Kham area,the land taxes and livestock taxes were the bulk of the collection of taxes in Kham.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Kham took relevant measures on the collection of land taxes and livestock taxes,which maintained the order of taxes colle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also correspondingly increased taxes revenues. However,the governors and county magistrates of Kham were changed frequently,many of measures of tax collection were not completely carried out. Especially after the second Kham-Lhasa war,Kham lost big portion of land to Lhasa,and several counties of the south Kham were in a state of anarchy,the resistance of the collection of taxes in each county of Kham became a trend. Therefore lesser taxes were collected. The overall results of the collection of land taxes and livestock taxes were poor in Kham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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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的康区指的是当今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昌都市所辖区域。
(1)此为1954年写的甘孜调查报告,包含20县和1区:康定、泸定、丹巴、九龙、乾宁、雅江、理塘、巴塘、乡城、稻城、义敦、得荣、甘孜、德格、新龙、白玉、邓柯、石渠、炉霍、道孚和色达地区,见杨静仁、李子杰、邓锐龄:《关于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基本情况的报告》,载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2)丁正华(1869—1935年),字培芝,道孚汉商,1912年为保正、“汉团”团总,1913年任县署监造,1920年任学督,1933年任县公安局长,1934年任道孚保安大队总队副。“其权力直与县官比肩,视之如一土司。”见四川省道孚县志编纂委员会:《道孚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页;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载《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408页。
(1)此调查时间为1929年,见任乃强:《西康视察报告》,载《任乃强藏学文集》(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参见翁之藏:《西康之实况》,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69页。还有记载1917年川边地粮为两万三千零三十二石,见《三十年来西康建省经费》,载《四川月报》1938年第12卷34期。
(1)《户口地亩牲畜调查》,载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2)此数据与表1中的数据有一定出入。参见杨仲华:《西康纪要》(上),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38页。
(3)与表1中的数据有出入。参见西康财政厅编:《西康通志稿·西康财赋志》,载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1)仅康定、泸定、丹巴、九龙、道孚、炉霍、甘孜、瞻化、雅江、理塘、巴安十二县,见《三十年来西康建省经费》,载《四川月报》1938年版第12卷,第34期。
(2)参见《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察雅县详》,载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 页。
(3)参见《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七日川边镇守使训令》,载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4)参见《丹巴擅用大秤收粮》,载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5)参见《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九日川边镇守使训令》,载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6)参见《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康定县呈》,载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1)参见《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康定县呈》,载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2)参见四川档案馆馆藏档案:民196—03。
(3)义敦县,1934年设复治委员,旋即失治,1939年再复治。参见李国强:《清末以来康区行政区划的演变》,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6辑)1998年版,第126—127页。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K258
引用信息:
[1]席蒙蒙,裴儒弟.民国前期康区田赋和牲税征收[J].西藏研究,2018,No.169(03):50-57.
基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