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研究》汉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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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认为，按照藏文历史文献的记载，“噶伦”这个名词出现在松赞干布时期。这个名词最晚也是在七八百年前就有的。关于清代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则出现在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之后开始使用于主要做事的官员。见恰白·次旦平措:《〈格萨尔王传〉与噶伦》，李朝群译，载《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需要说明的是西藏设立了噶厦才出现“噶伦”一词是不对的，它是西藏原有名词的承袭沿用。

(2)全称为《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1751年，清廷在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后，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而拟定了此章程，对西藏的行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章程废除了西藏原有的郡王制度，同时也扩大了驻藏大臣的职权。

(3)全称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1792年，清朝中央政府在平定了两次廓尔喀入侵后立定了该章程。该章程在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上实行金瓶掣签制度，成为清代治理西藏的重要依据。

(1)班智达，旧译也称“班第达”。《多仁班智达传》为新书，从现译名;引文中从旧译，为多仁班第达，实为一人。

(1)参见《噶伦官职》中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历任噶伦表。

(2)在第巴阶层的四个家族中对噶锡家族的历史描述能明确看出，他并没有参考这本至关重要的《噶锡世家纪实》，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丹增班觉噶伦当时以首席噶伦的身份代表噶厦前往廓尔喀谈判时被抓，而清廷派遣的朝廷大将击败廓尔喀侵略者，从而因为丹增班觉的特殊身份而被押送进京面圣。这本传记中清楚写到了他进京的路线和京城的繁华，但毕达克却说“实际他并未离开西藏”。此外，在毕达克所列的噶锡家系表中，也把班第达与颇罗鼐女儿德丹卓玛的儿子巴桑才让的身份搞错了。

(3)参见喜饶尼玛:《噶伦官职》，载《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及《近代西藏地方官职简述》，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3期。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噶伦官职》一文中虽然提出1875年恢复僧官噶伦职位，但该篇文章附录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历任列表中被恢复喇嘛噶伦洛桑云丹的任职时间为1878-1889年。

(4)毕达克:《1728-1959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沈卫荣、宋黎明译，邓锐龄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9、217页。

(1)王献军:《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李凤珍:《浅析西藏噶伦、掌办商上事务官职之变化》，收录于《中国民族史研究(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李凤珍:《清乾隆时期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与中央集权》，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

(2)首席噶伦夏札·顿珠多吉(1794年担任噶厦的秘书长一职，1806年底接替父亲的职位担任噶伦)主持编制了《铁虎年调查清册》。1835年之后夏札·旺久杰布进入噶厦当上了噶伦，1862年清朝中央政府任命夏札为代理摄政。他是西藏近代历史上唯一担任摄政的俗人，1851年任翻修桑耶寺的工程总管。由于有功，朝廷特颁发谕旨，奖赏他“乐善好施，广兴黄教”，并加赏一品公爵头衔，红宝石顶戴，授予其辅国公。在西藏历史上除达赖喇嘛的父兄之外，唯一封辅国公的只有夏札·旺久杰布。

(1)全名为公班第达·贡布欧珠热旦(1721-1792)，担任噶伦40多年(1750-1783),1751年后，班第达继续担任首席噶伦的角色。公班第达将多喀尔的两个姐妹纳为妾，而他的正室为颇罗鼐君王的嫡女。虽然乾隆皇帝明确谕示总督策愣切记不要按班第达的意志行事，否则日后又会形成世俗贵族派别，但最终结果并非如乾隆预期的那样，权力还是落入了多仁家族。我们在二世策墨林的传记和六世班禅的传记中可以看到，噶伦中大多是多仁班第达的名号。此后，多仁家族依靠其政治智慧又和八世达赖喇嘛家族结为姻亲。多仁班第达辞官后，清廷又让其儿子丹增班觉世袭了噶伦职位。

(1)如索康·旺清才旦家族在当时西藏地方的势力，见喜饶尼玛、冯翔:《影响西藏“热振事件”走向的真正原因---兼谈国民政府对事件的处置》，载《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

(2)孔庆宗(1895-1981):1940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期间，在西藏设置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孔庆宗担任首任处长。在藏期间采取多项措施，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威信，并推动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发展。

(3)黄慕松(1883-1937):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1934年国民政府特派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的黄慕松入藏致祭，缓和了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的关系。因此，他也受到了嘉奖，并且返回南京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4)巧堪布为三品僧官，主要受达赖之命，管理西藏地方的宗教事务，具体的地位和职位，以及设立时间见喜饶尼玛、杨扬:《旧西藏的基巧堪布初探》，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