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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演变为卫拉特人集体信仰时,古老的萨满信仰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通过与藏传佛教之间的适度融合,仍旧保留有一些萨满文化要素。这一融合过程不单在仪式、仪轨等领域相互吸收各自信仰文化中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基于蒙古人文化心理特征,以蒙古人易于理解的方式传播并建构本民族的佛教文化,以期创建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蒙古宗教"。尽管传播并发展"蒙古宗教"确实也遇到过一些藏族僧人的非议,加之清朝的宗教政策一定程度上对"蒙古宗教"的产生构成无形的阻力,这一点可以从顺治朝两位蒙藏高僧之间的冲突中管窥一二。不过,我们抛开清朝政府的政策因素不说,就单论内齐托音一世、咱雅班第达纳木海嘉木措两位卫拉特高僧为蒙古族佛教文化的成长与繁荣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后人去称颂的。
Abstract：When Tibetan Buddhism evolved into the collective belief of the Oirat people,the old shamanism did not disappear,it still retained some elements of the shaman culture through moderate adjustment between Tibetan Buddhism. During the adjustment,the two beliefs absorbed the elements of their respective culture conducive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in ceremonies,rituals and other fields,and more importantly,according to th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features of Mongolians,they spread and built their own Buddhist culture in a way that Mongolians could easily understand,in order to create a "Mongolian religion" with certain local features.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religion" did take some criticism from Tibetan lamas,and to a certain extent,the emergence of "Mongolian religion" came up against an invisible resistance from the religious policies of the Qing Dynasty,which could be seen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a Mongolian eminent monk and a Tibetan eminent monk during the period ruled by the Shunzhi Emperor. However,apart from the national policies of the Qing Dynasty,the efforts made by eminent monks Neiqitoin,I and Zaya bandida for the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Mongolian Buddhist culture is praisewo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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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古文文献里把“佛教”抑或“格鲁派”常记作Burqan(源自突厥语Burhan)■，意即“佛陀之教”(蒙古文■、藏文■)，意即“释迦牟尼之教”;有时把“格鲁派”(■)记作“Dzungkaba■，意即宗喀巴之教、■，意即黄教。
(2)元王朝灭亡直至16世纪末藏传佛教格鲁派大举传入蒙古地区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蒙古人(尤其是蒙古诸部上层)未曾完全遗弃过源自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其间不仅有新兴的格鲁派僧侣们在蒙古地区弘法，其他诸如宁玛、觉囊、噶玛噶举，甚至萨迦派的上师们也在不遗余力地弘传着各自教派的教义。入清以后，尽管格鲁派已成为蒙古人独尊的藏传佛教教派，但古老教派宁玛派在蒙古地区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在清嘉庆年间在蒙古地区还建有宁玛派寺庙—阿贵庙(Aγui-yin süme，清廷赐名“宗乘寺”，今位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再如雍正之弟果亲王允礼就曾组织译经喇嘛，系统蒙译过大量的宁玛派经典，并在蒙古地区传布。
(1)参见蒙古国学者敖·那木南道尔吉著，胡斯振、恩和巴图译著:《关于蒙哥汗石碑和宫殿的发现》，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亦有学者将驸马“八立托”拉丁转写成“Bars ■”;将公主“一悉基”写成“一悉眚”，参见王大方、张文芳编著:《草原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9页。
(2)参见蒙古国学者敖·那木南道尔吉著，胡斯振、恩和巴图译著:《关于蒙哥汗石碑和宫殿的发现》，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3)参见李泰玉编:《新疆宗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杨富学著:《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395页。又据瑞典史学家多桑认为斡兀立·海迷失为卫拉特人，而伯希和认为是蔑儿乞人，参见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48页。
(4)蒙哥汗执政时期著名的“佛道辩论”中不仅有汉地禅宗长老们参与过与道教的辩论，其他诸如被称作“西番(吐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畏兀儿僧)”等佛教僧侣亦参与过佛教一方的辩论。详见元朝释祥迈撰:《辨伪录》卷3，收录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2116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771页。
(1)明廷在嘉峪关外设置的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7个卫所。后沙州卫内迁，其故地另置罕东左卫。均与察合台后王嫡系有关的蒙古卫所。
(1)格鲁派跃升为卫拉特蒙古各阶层主尊的藏传佛教教派之前，在卫拉特各部中发挥影响力的教派或许为噶举派和萨迦派。元末，曾经由元朝皇室扶持的萨迦派地方政权被帕竹噶举地方政权所取代，萨迦派影响力遂开始减弱。格鲁派在藏地兴起以后，噶玛噶举派与新兴的格鲁派之间常有矛盾及冲突，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各自又得到过蒙古贵族们的扶持(如移驻青海的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倾向于扶持噶玛噶举派)。而《蒙古·卫拉特法典》的制定一方面要打压萨满教传统势力，另一方面也有压制格鲁派以外的其他藏传佛教教派的目的。
(2)天命六年(1621年)，曾在漠南蒙古科尔沁部传教的西藏喇嘛斡禄打尔罕囊素(■darqan nanγsu)投奔后金，成为较早在后金传教的藏族喇嘛。
(1)亦有学者认为应发音为“■(阳性词)、乃济(名词)”，而“■、内齐(动词)”为阴性词;由于在该传记蒙古文原文中“■”和“■”两个音素的书写形式几乎相同，故对该喇嘛名称的读法说法不一，本文将依循后一种读法。
(2)由清朝宋伯鲁编纂的《新疆建置志》(卷3)记载有清末土尔扈特裕勒都斯(今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格鲁派僧人人数为1100余人，宁玛派抑或萨迦派喇嘛人数为800余人。这些数据说明，尽管《蒙古·卫拉特法典》将格鲁派定为卫拉特人法定的主尊教派，但强制性手段未必能把包括萨满在内的其他宗教或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尽除于外，而这也进一步说明，直至清末，格鲁派以外的其他教派在卫拉特人(这里所指为土尔扈特人)那里仍有一定影响力。汉文史料及当代部分研究者习惯把藏传佛教各教派名称依照僧人所穿戴的衣饰或某一特定的色彩符号区分成“红教、白教、花教、黄教”，等等，以致部分研究者不甚了解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的区别，笼统地认为17世纪初的察哈尔林丹汗和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尊崇的教派即为红教(亦有研究者把萨迦派、宁玛派、噶玛噶举统称为红教)，但翻阅蒙藏文史料会发现，林丹汗更倾向于尊崇萨迦派，并向萨迦派的沙尔巴呼图克图接受过灌顶，而驻锡于青海的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尊崇的应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
(3)参见蒲文成:《东科尔活佛系统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北渐蒙古地区》，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杨富学认为，此三世东科尔活佛杰瓦加措(亦即托忒文史料中出现的察罕诺门汗)即为扎阿囊昆嘎宁波(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前世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甚至又误把曾在漠北喀尔喀传教的迈达里呼图克图说成是扎阿囊困噶宁波(参见杨富学:《论黄教在卫拉特中的勃兴》，载《安多研究(第2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但索南才让根据《多罗那他自传》《觉囊派教法史》等藏文文献认为，多罗那他毕生都未踏进过蒙古的土地，故不可能在喀尔喀和卫拉特传教。参见索南才让:《多罗那他评传》，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察罕诺门汗在史料里亦有“东阔尔呼图克图”“满珠师利呼图克图”等多种称号。
(5)参见噶班沙喇布:《四卫拉特史》，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4期;丹碧，格·李杰:《蒙汉对照托忒文字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译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6)国内学者马汝珩、马大正和日本学者若松宽均认为是在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伊·亚·兹拉特金在《准噶尔汗国史》里认为约在1610年;约·弗·巴德利在《俄国·蒙古·中国》里认为是1616年。
(1)五世达赖喇嘛所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216页)记有一段很有趣的内容，即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一名卫拉特(鄂罗)人之间关于《金光明经》(阿敦格日尔、Altanγerel)的对话。尽管很难断定这一对话发生的确切时间及地点，但有一点可以说明，至少在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一些卫拉特人通过某种途径可能初步接触过格鲁派;金峰先生认为，内齐托音一世出生于1556年，其父为其取梵文名“阿毕达”，说明在16世纪中叶，格鲁派已深受卫拉特人尊崇，似乎比土默特人接触并皈依格鲁派的时间还要早20几年。显然，金峰先生没有把从蒙元时期开始部分蒙古人习用藏、梵文名的情况参考在内，而且很多藏、梵文借词从那一时期开始逐渐成为蒙古文固定词语。尤其在查阅16—18世纪撰写的蒙古文文献可以发现，于15世纪中叶的北元时期，蒙古贵族取藏、梵文名的情况依旧存在。元亡以后的若干世纪里，退居草原的蒙古人与藏地取得直接的宗教联系的机会尽管不多，但从蒙元时期开始已进入蒙古语词汇系统的藏、梵文借词在那一时期的蒙古人当中仍旧普遍使用。时至今日，蒙古人取藏、梵文名的情况依旧存在。因此不能把内齐托音一世取梵文名的例子简单地说成是格鲁派在16世纪中叶开始在卫拉特人中有深刻影响的佐证。而解读相关托忒文文献可以获知，卫拉特人皈依格鲁派的时间约在16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晚)，是在土默特、喀尔喀等部落影响下才逐渐皈依格鲁派的。
(2)目前，对该喇嘛的生卒年问题，国内外学者观点不一。程崇德、申晓亭在《从〈内齐托音传〉看清代蒙古史的两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内齐托音一世的生年为1557年，享年97岁;由金峰先生整理注释的《漠南大活佛传》(蒙古文)也认为是97岁;日本学者若松宽在其《蒙古喇嘛教历史上两位弘法者—内齐陀音与咱雅班第达》一文中认为其生年为1587年，享年67岁。
(3)(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29 页;金峰整理注释:漠南大活佛传(蒙古文)，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1)(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42 —143页;金峰整理注释:漠南大活佛传(蒙古文)，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78—79、145页。
(3)即为锡勒图库伦第三任扎萨克达喇嘛。
(4)参见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纳·宝音贺希格:《巴林史书》(蒙古文)，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5)《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收录于《库伦旗志资料汇编》，1989年)一书约成书于清朝道光年间的锡勒图库伦第十六任札萨克达喇嘛洛桑桑杰执政时期，但作者不详(亦说其作者为第十六任札萨克达喇嘛本人)。该传记原文为藏文，于上世纪60年代初翻译成蒙古文后，取名《■》(直译为《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传记》)。“文革”初期，藏文原文和蒙古文译本初稿均已遗失，后由库伦旗籍学者齐克奇先生依据幸存的唯一一本蒙古文油印本，重新整理、注释、汉译后，取名《锡綜图库伦喇嘛传汇典》。
(6)关于内齐托音一世被惩罚一事在《内齐托音一世传》《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清太宗实录》等文献中均有详细记载。
(1)参见乌云毕力格:《关于内齐托音喇嘛的顺治朝满文题本》，辑入《十七世纪蒙古史论稿》，呼伦贝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342页;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73—174 页;金峰整理注释:漠南大活佛传(蒙古文)，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275页。
(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99页;金峰整理注释:漠南大活佛传(蒙古文)，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4)引自巴林右旗蒙古文史料《Erkim degedügungjümama-yin wang noyad-un qaγucin-uündüsün-übicig》(汉译为“尊胜公主妈妈之王公旧氏族谱”)，出自纳·宝音贺希格所编《巴林史书》(蒙古文)一书，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引文的拉丁蒙古文转写形式为:“■”。
(1)参见噶班沙喇布:《四卫拉特史》，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4期;丹碧，格·李杰:《蒙汉对照托忒文字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译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
(2)“曼殊室利呼图克图”即为察罕诺门汗(三世东科尔活佛杰瓦加措)。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咱雅班第达传》(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第6卷，蒙古文)，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4页。
(3)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咱雅班第达传》(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第6卷，蒙古文)，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5页。
(1)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咱雅班第达传》(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第6卷，蒙古文)，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4页。
(2)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咱雅班第达传》(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第6卷，蒙古文)，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6页。
(3)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咱雅班第达传》(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第6卷，蒙古文)，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0页。
(4)原文出自托忒文文献《文字汇编》(■)，藏于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所;参见M·乌兰著:《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5页。
(5)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咱雅班第达传》(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第6卷，蒙古文)，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28页。
(1)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咱雅班第达传》(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第6卷，蒙古文)，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2页。
(2)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咱雅班第达传》(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第6卷，蒙古文)，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25页。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B946.6
引用信息:
[1]双宝,那仁毕力格.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中的传布及其“本土化”演变[J].西藏研究,2019,No.177(05):55-66.
基金信息: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观研究”(项目编号:15XMZ05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