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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战争后,南诏向云南四境扩张。南诏趁唐安史之乱联合吐蕃侵唐,形成“北抵益州”的疆域格局,同时又“审形势”“择胜置城”完成对东、西境的开拓:异牟寻时,南诏对内行军政改革,对外弃蕃投唐,克服了疆域扩张的制约。贞元会盟后,唐廷承认了南诏在云南的权力,同时南诏也完成了在西北方对吐蕃的进攻。南诏拓疆的成功,实际是南诏与唐、吐蕃等多民族不断互动的结果。最终,南诏将云南整合为一个地域系统,这为元以后云南从“西南边疆”转向“中原腹地”,并最终融入大一统的政治版图奠定了基础。
Abstract：After the Tianbao War,the Nanzhao kingdom expanded toward all four directions within Yunnan.Taking advantage of the An Lush an Rebellion,Nanzhao allied with Tubo to attack the Tang,forming a territorial configuration described as "extending north to Yizhou",while also "assessing circumstances" and "selecting strategic locations for fortification" to complete expansion toward its eastern and western frontiers.During the reign of Yimouxun,Nanzhao implemented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s domestically and shifted diplomatically from Tubo allegiance to Tang affiliation,thereby overcoming constraints on territorial expansion.Following the Zhenyuan Alliance,the Tang court recognized Nanzhao's authority in Yunnan,while Nanzhao completed its offensive against Tubo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The success of Nanzhao's territorial expansion was fundamentally the result of continuous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ple polities and ethnic groups,including Nanzhao,the Tang,and Tubo.Ultimately,Nanzhao integrated Yunnan into a coherent regional system,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Yunnan's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Yuan dynasty from a "southwestern frontier" into part of the political heartland and its incorporation into a unified imperial polity.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2)参见马强：《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学刊》2023年第6期，第11-18页；王文光、胡明：《隋唐时期民族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思想战线》2022年第3期，第66-72页。
(3)刘昀等：《旧唐书》卷197《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280页。
(1)本文所述的苍洱地区是以洱海坝区为中心，包括邻近巍山坝区、孙渡坝区、宾川坝区与邓川坝区的地理单元，辖境与六诏重合。
(2)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67页。
(3)方国瑜较早对南诏的疆域变化做了细致的考证。之后，尤中、秦树才、李宇舟又从南诏政治制度、政区建置等方面阐释其疆域的变迁过程。然学界对南诏疆域、政区的研究多集中于线性的时间变化，并习惯把南诏不同的地理板块看做是均质的整体。较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如林谦一郎、藤泽义美等注意到，南诏不同地理板块的疆域存在生态与地理上的差异。但在讨论时，仍习惯性地未能突破“一元制”框架的阐释模式，忽视了不同时段南诏政区的空间演进过程。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13-420页；尤中：《南诏疆域的发展与郡县的设置》，《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6-136页；秦树才：《论南诏的建制与改制》，《思想战线》1999年第2期，第96-100页；宇舟：《南诏国中后期的郡县制发展研究》，《中国边疆学》第1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85-202页；林谦一郎：《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思想战线》1995年第6期，第38-45页；古川久雄：《云南民族生态访：生态论理と文明论理（〈特集〉云南自自ロ矛の周边）》，《东南フ自ロ研究》第35卷第3号，1997年，第363-368页；藤泽义美：《南诏国の六节制つ自て》，《东洋史论集山崎先生体感纪念》，山崎退官纪念会，1967年，第393-406页。
(4)参见李希光：《唐朝云南政治地理变迁研究---以唐对云南的经略为中心》，《地域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第109-117页。
(5)本文所指“边地”亦指南诏新拓的疆土，即南诏所置节度、都督的辖地，包括今除大理至昆明一线以外的云南全境及泰国、缅甸、老挝的北部地区。
(6)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第6270页。
(1)关于天宝战争与安史之乱的关系，赵鸿昌认为天宝战争的影响不过是消耗唐的军力与民心，它与安史之乱没有必然联系，唐中央的内斗，以及唐廷与节镇、节镇和节镇的矛盾，尤其是安禄山与杨国忠的权力冲突才是安史之乱的根源。此评价虽不能完全概括安史之乱的根源，但可明确天宝战争与安史之乱之间关系并不密切。参见赵鸿昌：《论南诏天宝之战与安史之乱的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49-54页。
(2)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217页。
(3)刘昀等：《旧唐书》卷115《赵国珍传》，第3374-3375页。
(4)樊绰：《蛮书》卷1《云南管内物产》，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85页。
(5)《南诏德化碑》，樊绰：《蛮书》附录2，向达校注，第323-324页。
(6)樊绰：《蛮书》卷1《云南管内物产》，向达校注，第33页。
(1)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46、7150、7158页。
(2)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第6027页。
(3)《南诏德化碑》，樊绰：《蛮书》附录2，向达校注，第324页。
(4)《新唐书·方镇表五》载：“至德二载，置剑南东川节度使，领梓、遂、绵、剑、龙、间、普、陵、沪、荣、资、简十二州，治梓州……乾元二年（759）增领昌、渝、合三州。”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第1902-1903页。
(5)参见陈乐保：《唐代剑南道研究---以政治地理与戍防体系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5年，第135-142页。
(6)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11《高适传》，第3329-3331页；高适：《请罢东川节度使使疏》，董谣等编：《全唐文》卷34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27-3628页。
(1)参见翁俊雄：《唐鼎盛时政区与人口》，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5-165页。
(2)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4册《山剑滇黔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79、1211页。
(3)本文所述的“川南”，指今四川省的凉山州、攀枝花等地。
(4)参见黄泓泰：《瀛海撷英---日本学者研究云南中古史一百年》，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7年，第148-152页。
(5)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281页。
(1)樊绰：《蛮书》卷6《云南城镇》，向达校注，第160页。
(2)今保山市、临沧市全境，以及德宏州、怒江州、普洱市与缅北部分地区。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472-479页。
(3)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316页。
(4)王文光对此次移民人数存疑，他认为如以每户5人计算，总人数应达100万，如此多的人从滇池迁至永昌，技术上存在难度。纵观南诏史，其迁移人数少则“千余户”，多则“数万”，显然“徙户二十余万”的人数超过南诏其他时期。此外，阁罗凤时南诏国家动员力有限，迁移众多人口并不现实，故笔者赞同其观点。参见王文光等著：《南诏国大理国通史纲要（上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77-178页。
(5)樊绰：《蛮书》卷6《云南城镇》，向达校注，第160页。
(6)在阁罗凤进行军事改制前，面对各部落间“兵力相埒，各有君长”的局面，南诏多允许各部落保留独立于中央的私属军队。又按“南诏亲属亦住此城傍。其南二十里有蛮子城，阁罗凤庶弟诚节母子旧居也”的记载可知，这些部队多以城傍安置，故自氏部队也理应遵循旧制。参见刘昀等：《旧唐书》卷197《南蛮传》，第5280页；樊绰：《蛮书》卷5《六盼》，向达校注，第125页。
(7)参见樊绰：《蛮书》卷6《云南城镇》，向达校注，第160-167页。
(8)参见郭泰宗：《南诏城镇与城镇制度的考古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20年，第94-96页。
(1)参见李艳峰、李宇舟：《历史的遗产：南诏国寻传蛮分布区城镇建设与治理考述》，《思想战线》2020年第2期，第35-38页。
(2)参见赵鸿昌：《唐代南诏城镇散论》，《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第70-71页。
(3)樊绰：《蛮书》卷4《名类》，向达校注，第98页。
(4)据此，中、日学者认为南诏为典型的点、线型政权。谷跃娟认为南诏对寻传的经营还兼具以城镇群为据点向外扩张政治势力，从而达到沟通外界、控制商业交通的目的。而日本学者樱井、林谦一郎也提出，南诏是典型的“驿市”，或“点线”型政权，即通过占有道路干线与贸易据点来实现对贸易的垄断。参见谷跃娟：《南诏对寻传及银生地区的经营及利益趋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90-94页；黄泓泰：《瀛海撷英---日本学者研究云南中古史一百年》，第228-235页。
(5)《南诏德化碑》，樊绰：《蛮书》附录2，向达校注，第319页。
(6)《新唐书·地理志七》载：“昆州本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土贡：牛黄。县四：益宁，晋宁，安宁，秦藏。有滇池，在晋宁。”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第1140页。
(1)参见朱惠荣：《昆明古城与滇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43、140-143、341页。
(2)参见昆明市博物馆：《昆明城区地下南诏文化遗址调查报告》，《云南文物》2015年第3期，第23-25页。
(3)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阳苴呼城遗址大凤公路沿线考古发掘简报》，杨世钰、赵寅松编：《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6，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674-2675页。
(4)参见昆明市博物馆：《昆明城区地下南诏文化遗址调查报告》，第1-22页。
(5)参见谢本书：《昆明城市史（第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6)参见郭声波：《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48页。
(7)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424-426页。
(8)参见张海超：《试论南诏大理国的盐业与国家整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12页。
(1)由此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为何拓东城不建于安宁，而建于滇池呢？为免枝蔓过多，故将对此问的讨论放于“注释”中。受滇池水位影响，南诏进入滇池前，唐朝在安宁广置郡县。较安宁，彼时滇池水位下降，北岸出现新生土地。因这里鲜有居民，较少受原旧势力影响，故选址于此。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第1140页；陆韧、马琦、唐国莉：《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及生态环境演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5-98页。
(2)参见方铁：《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4期，第101-105页。
(3)许倬云指出：中国历史的空间进程经过了向外扩张与向内充实两个阶段。参见许倬云：《试论网络》，《许倬云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31页。
(4)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272页。
(5)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272页。
(6)参见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
(7)樊绰：《蛮书》卷9《南蛮教条》，向达校注，第221页。
(8)参见樊绰：《蛮书》卷6《云南城镇》，向达校注，第126页。
(1)参见秦树才：《论南诏的建制与改制》，第98页。
(2)大军将的委派情况史籍未载，林谦一郎推测，除异牟寻占领的银生地区外，大军将十二人中，一半留中央，一半驻地方，定期轮换、互为牵制。但笔者认为不尽然：首先，由于大军将的升降“皆以战功为褒贬黜涉”，战功的升降会带来留守中心与驻守地方的大军将数目的浮动。其次，由于南诏的军政合一制脱胎自原始军事民主制，还保留了氏族部落议事会的特点，加之南诏政治发育水平有限，故而大军将是否完全服从调任仍然存疑。故笔者认为，大军将应多是征战后直接留守当地长期驻扎，来协助南诏管理。参见林谦一郎：《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第39-40页。
(3)参见赵心愚：《南诏、吐蓄结盟后发生武装冲突的时间》，《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84-188页。
(4)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272页。
(5)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272页。
(6)樊绰：《蛮书》卷4《名类》，向达校注，第106页。
(7)云南高原的范围包括今除滇西北外的云南大部分地区，以及黔西高原、川西南山地等地区。参见《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编写：《中国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51-253页。
(8)日本学者古川久雄从地形学、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已注意到了云南存在一条从大理到昆明的准平原构造，并进而指出此线影响了唐代云南的历史演进与民族分布。据此，林谦一郎提出，以大理至昆明为中心，向四域扩展的南诏十字网络疆域结构，此结构对云南宗教、民族与历史走向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之后，林超民又把大理至昆明一线称为云南历史的“黄金纬度”。参见古川久雄：《云南民族生态访：生态论理と文明论理（〈特集〉云南自自ロ矛の周边）》，第352-368页；林谦一郎：《南韶·大理国统治体制自支配》，《東南アジア研究》第28号，1999年，第42-60页；林超民、黄泓泰：《黄金纬度与云南文明》，《思想战线》2016年第5期，第17-24页。
(1)胡鸿以中原王朝为例，指出华夏王朝的扩张主要受集权帝国自身的动员成本、离心倾向、地理环境以及经济生态、原住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等因素的制约。笔者认为，当一个边疆民族政权疆域足够庞大，并跨越多自然区、囊括多种民族时，也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参见胡鸿：《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184-203页。
(2)樊绰：《蛮书》卷2《山川河源》，向达校注，第42-43页。
(3)参见李希光：《唐朝云南政治地理变迁研究---以唐对云南的经略为中心》，第112-114页。
(4)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德宗贞元三年条”，第7480页。
(5)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271-6272页。
(6)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268页。
(7)参见李希光：《唐代南诏国边地政区建置研究---以大军将制、首领制的嬗变为中心》，《历史教学》2024年第16期，第66-67页。
(1)杜佑等：《通典》卷187《松外诸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67页。
(2)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页。
(3)参见方铁：《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第104页。
(4)刘昀等：《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388页。
(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2，胡三省注，“德宗贞元三年条”，第7480页。
(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2，胡三省注，“德宗贞元四年条”，第7515页。
(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2，胡三省注，“德宗贞元五年条”，第7517页。
(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3，胡三省注，“德宗贞元七年条”，第7519页。
(9)樊绰：《蛮书》卷3《六诏》，向达校注，第76页。
(1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4，胡三省注，“唐德宗贞元入年二月条”，第7526页。
(1)陈乐保将横断山东部的羌蛮部落划分为弱水入国子弟、岷江西山子弟、邓雅黎子弟、东蛮子弟与云南子弟，但为行文方便、减少枝蔓，本文统一将这些位于剑南道西部的诸羌称为“剑南诸羌”。参见陈乐保：《唐代剑南羌蛮子弟与西南边疆经略---兼论羌蛮子弟与城傍子弟之异同》，《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第120页。
(2)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3-172页。
(3)刘昀等：《旧唐书》卷197《东女国传》，第5279页。
(4)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277页。
(5)参见陈乐保：《唐代剑南羌蛮子弟与西南边疆经略---兼论羌蛮子弟与城傍子弟之异同》，第129-130页。
(6)参见陈乐保：《唐代剑南羌蛮子弟与西南边疆经略---兼论羌蛮子弟与城傍子弟之异同》，第121-122页。
(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2，胡三省注，“德宗贞元三年条”，第7480页。
(8)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424-425页。
(9)樊绰：《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藩夷国名》，向达校注，第264页。
(10)参见李希光：《唐代南诏国边地政区建置研究---以大军将制、首领制的嬗变为中心》，第69-70页。
(1)樊绰：《蛮书》卷3《六诏》，向达校注，第76页。
(2)参见舒瑜：《从“贞元会盟”看唐朝的盟约与“法”》，《民族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3页。
(3)参见何正金：《〈南诏图传〉“西洱河图”宗教内涵研究》，《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195页。
(4)林谦一郎认为南诏建立政权的集团内存在地方化、分权化的倾向。故为维系统治，南诏初期，蒙氏与诸蛮达到了某种权力上的平衡。但随时间推移，诸蛮权势也日益扩大。《新唐书》卷222《南蛮传》载：“子劝龙成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为弄栋节度使王嗟巅所杀，立其弟劝利。长庆三年，始赐印。是岁死，弟丰祐立。”由弄栋节度使王嗟巅废南诏王劝龙成情况可逆推，南诏的地方势力非常强势，并威胁蒙氏的王权统治。参见林谦一郎：《南诏国的成立》，《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1号，1990年，第9页；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281页。
(5)刘昀等：《旧唐书》卷197《南蛮传》，第5283页。
(6)对于此时唐、诏关系，有学者认为贞元会盟恢复天宝战争前唐与南诏的关系。但唐廷方面，此时距第二次天宝战争结束已近四十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对重新经略云南已显疲态。而南诏通过阁罗凤、异牟寻两朝的开疆拓土与政治改革，实际已完成了对云南的地域整合，而“云南郡王”改为“云南王”就是唐对南诏政权的承认。参见詹全友：《南诏大理国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赵心愚：《南诏与吐蓄联盟关系的破裂及与唐关系的恢复---〈异牟寻誓文〉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43-147页。
(7)参见林谦一郎：《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第38-41页。
(8)参见古川久雄：《云南民族生态访：生态论理と文明论理（〈特集〉云南■ロ矛の周边）》，第352-368页；林谦一郎：《南韶·大理国统治体制自支配》，第42-60页。
(1)《蛮书·云南界内途程》载：“贞元十年十月（794），西川节度兵马与云南军并力破保塞、大定，献俘阙下。十一年正月（795），西川又拔罗山，置兵固守。邓南驿路由此遂通。”樊绰：《蛮书·云南界内途程》，向达校注，第33页。
(2)参见方铁：《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第101-105页。
(3)参见潘发生：《吐蓄神川都督府》，《西藏研究》1994年第3期，第70-74页。
(4)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向达校注，第6272页。
(5)樊绰：《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蓄夷国名》，向达校注，第265页。
(6)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上》，第6274-6275页。
(1)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16《吐蓄传下》，第6099页。
(2)参见方铁：《论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第159页。
(3)笔者认为：“受云南社会生态的影响，唐朝根植于中原农耕为中心的政治系统，在经略云南百年后始终无法在云南建立起稳固的统治。而发轫于部落制政体、比唐更熟悉云南政治生态的南诏更易实现对云南的统一。而南诏统一云南为历史时期云南地区的政治演进，以及元时云南归于中央王朝奠定了基础。”参见李希光：《唐朝云南政治地理变迁研究---以唐对云南的经略为中心》，第117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D691;K242
引用信息:
[1]李希光.唐代南诏疆域变迁研究——以南诏与唐、吐蕃的关系为中心[J].西藏研究,2025,No.214(05):68-83+157-158.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项目编号：19ZDA188）阶段性成果
2025-10-25
2025-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