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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在西藏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由慢到快、不断加速的三个阶段,从早年少数外国人在西藏历史研究中提出的考古学思想和零星的考古发掘,到最近三十年的全面发展,西藏考古在田野工作、资料积累、技术水平、研究成果、学术影响等诸方面都已取得了重大进步,推动和促进了西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体系的发展。西藏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回顾和总结考古学在西藏的发展历程,对于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西藏考古工作的规划和设计具有积极意义。
Abstract：Archaeology in Tibet has been through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They are establishment stage,slow development stage and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At the early stage,archaeological thoughts were brought up by a few foreigners and a small am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works had been carried out in Tibet.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the situation has been changing,great achievements were gained in all aspects of archaeological field works,data collection,archaeological techniques developing,archaeological studie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ese achievements promote the overall archaeology development in Tibet.Tibetan archaeology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hinese archaeolog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ibetan archaeology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on strengthening Chinese archaeology will provid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designing and planning Tibetan archaeolog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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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杜齐的《穿越喜马拉雅》(Trans Himalayas,1937)的汉译本，汉译名为《西藏考古》，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1)当代意大利学者卡列宁认为:“在(西藏的)这些考察中，杜齐表现出对造型艺术的强烈兴趣，而他关注的范围甚至包括那些并不精美的遗物，这一研究取向已经包含了某些现代研究方法的色彩，即对人类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做全面研究。这不仅体现在他大师级巨著《西藏画卷》(这是所有研究西藏艺术和图像志必备的参考书)一书中对精美佛教艺术品的研究，亦可见于另一部对西藏文化贡献颇深的著作《印度-西藏》中那些不为人注意的‘擦擦’的关注。恰恰是这种在考察中不断寻找新资料的动力，将杜齐引向考古学……”参见[意]皮埃尔法兰西斯科·卡列宁:《作为考古学家的杜齐》(程嘉芬译，吕红亮校)，收录于《藏学学刊》第8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
(2)乔治·罗列赫(G.Roerich,1902-1962年)是其英文译名，亦译作乔治·劳瑞茨，俄文全名为尤里·尼古拉耶维奇·罗列赫(ЮрийНиколаевичРерих，英文写作J.N.Roerich)，其父为俄国著名画家、学者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罗列赫(1874-1947年)院士。1925-1929年乔治·罗列赫参加了其父组织的中央亚细亚香巴拉探险队，历经印度、锡金、克什米尔、拉达克、蒙古、中国西藏、中国新疆等地。1930年起任乌鲁斯瓦蒂喜马拉雅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西藏绘画》(1925)、《现代藏族语音学》(1928)、《阿罗汉的领地》(1929)、《藏北游牧部落的动物风格》(1930)、《西藏藏品目录》(1930)、《亚洲腹地游记》(1931)、《中亚之行》(1933)等，1949、1953年出版有与著名藏族学者根敦群培合作翻译的两卷本《青史》(英译本名The Blue Annals)。
(1)斯皮提地区属今印度西北的喜马偕尔邦，其中心地区是喜马拉雅西部山区的一条西北-东南向河谷。斯皮提河也是象泉河从西藏札达县出境离岸后的第一条支流，该地区历史上曾由吐蕃、古格先后控制，现当地居民有约70%的人口操藏语方言。
(2)早年西方人的“西藏考古”发掘报告迄今仅见有皮特·奥夫施纳德(Peter·Aufschnaiter)所著的《西藏居民区发现的史前遗址》(Prehistoric site discovered inhabited regions of Tibet,East and West,ISMEO yearⅦ-Number 1,1956,London.pp.74-88)一文。该报告描述了奥夫施纳德等在拉萨东郊吉曲河(拉萨河)北岸“辛多山嘴”发掘的数座古代墓葬，文中附有发掘地点地形、地层、出土陶器、石器等遗存的手绘线图、照片等，文中还提到在墓地附近岩石上有人物及动物图像的岩画。
(1)参见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载《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卷2、3期合刊。
(2)参见张森水:《西藏定日发现的旧石器》，收录于《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05-109页;戴尔俭:《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载《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10-112页;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刘泽纯、王富葆、蒋赞初等:《西藏高原马法木湖东北岸等三个地点的细石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1年第4期;刘泽纯等:《西藏高原多格则和扎布地点的旧石器---兼论高原古环境对石器文化分布的影响》，载《考古》1986年第4期;钱方、吴锡浩、黄慰文:《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载《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1期。
(3)2017年启动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吸纳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相关单位参加。
(4)此次调查工作及其主要收获可参见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1-6)》，分别载《文物》1960年第6、8、9、10期，1961年第1、3、4、5、6期。
(1)参见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75年第5期;新安:《西藏墨脱县马尼翁发现磨制石器》，载《考古》1975年第5期;尚坚、江华、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载《考古》1978年第2期;王恒杰:《西藏林芝地区古人类遗骸和墓葬》，载《西藏研究》1983年第2期。
(2)“早期金属时代”是昌都卡若遗址发掘者之一的童恩正首先提出，他认为“‘早期金属时代’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而结束于6世纪，即吐蕃兴起之前”。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载《文物》1985年第9期，第9-19页。
(3)这四本文物志于1986年编写完成后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印刷刊行，未正式出版。
(1)如山南地区桑日等县的文物普查是由地区文物干部强巴次仁等人实施调查。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公报》2000年第26号:“西藏文化的发展”，2000年6月，北京。
(1) 1989年在日本东京成田举办的第六届国际藏学会上，中国四川大学考古学者童恩正提交的《青藏高原的手斧》和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学者查尔斯·兰博(Charles A.E.Ramble)提交的《木斯塘地区的史前洞穴》，成为国际藏学会(IATS)学术会议首次收录的青藏高原考古研究论文，其中《青藏高原的手斧》是中国学者向国际藏学会(IATS)学术会议提交的第一篇西藏考古学论文。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K872
引用信息:
[1]李旻,李永宪.考古学在西藏的发展[J].西藏研究,2020,No.185(06):112-123.
基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