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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盖印档案、印章实物及文献史料，对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官印的使用及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后认为，清朝西藏地方政府所用官印可分作中央政府封授、西藏地方制作和明朝遗存旧印三大来源体系。其中，中央政府封授官印与西藏地方自制印在使用过程中，它们的使用场合、受用群体、钤盖载体，以及发布公文权力的来源和文告的行政措辞都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并且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明朝遗存旧印是西藏特定时代背景和政治格局下的历史产物，其使用特点与清早期西藏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上述问题的讨论，对于认识和理解清朝西藏地方政治制度以及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Abstract：Combined with seal archives,seal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use of official seals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ibet in the Qing Dynasty.The authors claim that official seals us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ibet in the Qing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Firstly,the seal gran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econdly,the seal made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ibet.Finally,the seal passed down from Ming Dynasty.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types of seals,there are strict norms of usage occasion,user groups,carriers,the authority to issue official documen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wording of the announcement.The usage of these two seals forms obvious contrast in various aspects.The seals passed down from Ming Dynasty are the historical products of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in Tibet,the us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eal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ibe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The discussion of the above issues is of great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local political system of Tibet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ibet.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志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282页。
(2)任万平：《清代官印制度研究综论》，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298-316页。
(3)历史上，中央王朝向西藏地方僧俗首领颁赐多语合璧印章，是清朝新创的一种官印制度。从现存印章实物和档案材料来看，清廷封印的印文既有满汉双语合璧、满藏汉和满蒙藏三体合璧文，还有满汉藏三体和满蒙汉藏四体合璧文字等。
(4)朱德涛：《清代西藏官印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年，第239-276页。
(5)Dieter Schuh,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Eine Untersuchungüber tibetische Siegelaufschriften in’Phags-pa-Schrift,Sankt Augustin,1981,pp.310-311.
(1)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民族博物馆：《河湟藏珍：藏传佛教文物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2)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民族博物馆：《河湟藏珍：藏传佛教文物卷》，第178页。
(3)文告原件见德国波恩大学西藏档案资料数字化网站（Digitized Tibetan Archives Material at Bonn University),http：//www.dtab.uni-bonn.de/tibdoc/index1.htm，访问日期：2018年8月3日。德国波恩大学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合作，对收藏在西藏自治区功德林寺2700余件藏文档案进行了数字化整理。本文引用的部分档案均采自上述网站，所选档案与印章的编号也是直接采用网站中的原编号，即以大写字母“K”代表“功德林寺”，后文不再说明。
(4)索南嘉措、西饶嘉措译编：《中甸藏文历史档案资料汇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5)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民族博物馆：《河湟藏珍：藏传佛教文物卷》，第190页。
(6)Dieter Schuh,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Eine Untersuchungüber tibetische Siegelaufschriften in’Phags-pa-Schrift,pp.97-98.
(1)朱德涛：《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颁发的四件藏文文告考述》，《西藏档案》2019年第2期，第89-97页。
(2)如“道光二年军机处为十世达赖喇嘛坐床颁赐敕书赏物并著准用黄轿及前辈金印等事往来文书记录”，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61页。
(3)该档案现藏西藏博物馆。
(1)Dieter Schuh,Politische Implikationen tibetischer Urkundenformeln.Archiv für Zentralasiat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Heft7-9,1985,p.145．
(2)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民族博物馆：《河湟藏珍：藏传佛教文物卷》，第175页。
(3)功德林寺档案，编号K1409。
(4)甲央、王明星主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4），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第38-39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第14-16页。
(6)现存资料表明，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员在向朝廷上奏书时，若是没有获得朝廷封印，也会使用个人私印。如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一件由西藏拉穆护法神写给乾隆皇帝的藏文奏书，因护法神从没有获得朝廷颁授的印章，该奏书钤盖的两方印章均为护法神的私人符号印。参见王家鹏：《清宫藏有关“金瓶掣签”文物析》，《文物》1995年第3期，第72-78页；王家鹏：《西藏神巫拉穆吹忠与乾隆宫廷往来史实---乾隆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内因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1期，第25-42页。
(7)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民族博物馆：《河湟藏珍：藏传佛教文物卷》，第163页。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第48页。
(2)陈金钟：《西藏第司历任世系之印》，《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第117-125页。
(3)这种钤盖印章的方式是藏族非常古老的一种用印传统，在敦煌吐蕃藏文写本中就有相当多的例子。参见李帅：《论印章在吐蕃社会的使用》，《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第140-146页。
(1)Peter Schwieger,The Dalai Lama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ibetan institution of reincarn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p.137．
(2)功德林寺档案，编号K2091。
(3)张羽新：《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中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628页。
(4)朱德涛：《清朝前期西藏所用汉字官印及其相关问题探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20-28页。
(1)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民族博物馆：《河湟藏珍：藏传佛教文物卷》，第163页。
(2)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页。
(3)朱德涛：《清朝前期西藏所用汉字官印及其相关问题探析》，第20-28页。
(1)目前所见至少有6件由固始汗或他与第巴联合发布的文书，仅有一件使用了达赖喇嘛颁授给他的藏文印章，其余钤盖的都是明朝旧印。
(2)朱德涛：《论清初西藏的“皇帝恩准红黑双印期”》，《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第85-90页。
(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志八十九》，第87页。
(4)李帅：《论西藏地方的明代复制官印》，《西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113-120页。
(5)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
(6)朱德涛：《清代西藏官印制度研究》，第279-313页。
(1)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第267页。
(2)《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清实录藏族史料》（六），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24页。
(3)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驻藏大臣喜明等奏报九世达赖喇嘛圆寂其金玉印册先行封贮俟呼毕勒罕册封后交付折”，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第245-247页。
(4)目前笔者所见约有5000件藏文文告，钤盖清廷封印者所占比例尚不到百分之一。
(5)IshihamaYumiko,A Study of the Seals and Titles Conferred by the Dalai Lamas.InTibetan Studies:Proceedings of the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Narita 1989,edited by Ihara Shoren and Yamaguchi Zuiho,Narita:Naritasan Shinshoji,1992．
(6)季永海、李盼胜、谢志宁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页。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D691;K249
引用信息:
[1]吕亚尼,朱德涛.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官印的使用特点及相关问题探析[J].西藏研究,2023,No.201(04):87-96+158.
基金信息: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藏古代印章与汉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1CMZ04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