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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史诗史料体系的研究实践路径，主要以民间说唱的口述史料、民族志、地方志档案汇编以及民间文人的搜集整理本与古代书面文献、寺院经典文献和考古遗迹等口头与书面、民间与寺院等“大传统”与“小传统”史料为依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组合而成。格萨尔史诗话语体系在千年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从“仲”、“德乌”、“苯”口传人和“游吟说唱人”到民间艺人大脑文本“演述中的创编”，当代新文化艺术实践呈现多样性表达，话语实践不断丰富，形成民间话语、艺术话语、国家话语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格萨尔史诗理论体系建构正处在努力发展的实践探索阶段，从“口头诗学”、“演述理论”转向中国化、本土化的“中国史诗学”、“全观诗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格萨尔史诗已开启与世界史诗新的接轨与对话，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传统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重要见证。
Abstract：The study of the Gesar Epic's historical sources follows a multifaceted path. It is primarily based on oral materials from folk performances,ethnographic accounts,compilations by folk scholars,monastic texts,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ese sources form a cohesive historical framework. The Gesar Epic's discourse system has evolved over millennia. It spans transitions from the oral transmission of “Zhong,”“Dewus,”“B?n practitioners,” and “Gesart story tellers” to the creative adaptations performed by folk artists. In academia,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Gesar Epic is undergoing active exploration,and research focus is also shifting toward the localized paradigms of “Chinese national epic studies” and “holistic poetics studies． ” The Gesar Epic has embarked on a new phase of engagement and dialogue with epics worldwide,serving as a testament to the vitality and creativ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mutual enrichment.
(1)藏族称“格萨尔”，蒙古族称“格斯尔”，土族称“格赛尔”，裕固族称“盖赛儿”，白族、普米族称“冲·格萨”，嘉绒藏族称“阿米格东”，白马藏族称“阿尼·格萨”等。
(2)有学者认为：1772年，帕拉莱斯（P.S·Allas）最早在麦马钦城见到了一座格萨尔庙，在他的游记中，还提及蒙古地区有一部关于格萨尔的巨著。参见王沂暖、上官剑壁：《格萨尔王本事》，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页。
(3)格萨尔史诗流传至俄罗斯的布利亚特、卡尔梅克和巴基斯坦的巴尔蒂斯坦地区，不丹、尼泊尔东部地区以及锡金的雷普查人。史诗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目前有蒙古文、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印度文、土耳其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十几种译本，流传于海外。
(4)朝戈金：《口头文学之“口头性”论析---从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出发》，《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第5页，转引自钟敬文：《民间文学（香港版）》，董晓萍编：《钟敬文全集》第7卷：民间文艺学卷（第4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1-14页。
(1)曲杰·南喀诺布：《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向红笳、才让太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14-15页。
(2)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页。
(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陈庆英译，第7-8页。
(4)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24页。
(5)毕达克：《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沈卫荣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6-17页。
(6)石泰安：《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耿昇译，陈庆英校订，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1)“源于口头的文本”：美国史诗研究学者弗里和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等学者，相继对史诗文本类型的划分与界定作出了理论上的探索。他们认为从史诗研究对象的文本来源上考察，一般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口传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口传文本”是歌手在生活仪式中为大众即兴创作和口头演唱的；“源于口头的文本”是指仅以典籍文献的形式留存至今，但口头表演的文化语境逐渐消失的诗歌文本；“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是指根据某一传统中的口传文本或与口传有关的文本进行汇编后创作出来的。
(2)R.A．石泰安：《〈格萨尔王传〉引言》，向红笳译，陈庆英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格萨尔研究集刊》第1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33页。
(3)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23页。
(1)刘立千：《谈谈藏族民间史诗中的林·格萨尔》，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格萨尔研究》第3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42-143页。
(2)刘立千：《谈谈藏族民间史诗中的林·格萨尔》，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格萨尔研究》第3集，第143页。
(3)“语类文本在先秦时期就是最活跃的文献类型之一，多数源于群体的口头讲诵，是口耳相传的口头文本，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书写记录。口头讲诵者借助重复词句、程式句法、同部韵字、主题、叙事结构等单元，生产、记诵和传播语类文本，以使听众领悟历史经验，树立良好德行。”参见余建平：《口头叙事与先秦语类文本的生成》，《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第76页。
(4)《林葱木刻本Ⅰ-Ⅲ》《地狱之部》《江孜本》《米庞愿文》《分大食财宝---不传外人之宝瓶》《世界大王格萨尔王传---攻克大食财宝宗并分配财物之部》《世界雄狮大王征服敌手财宝之煨桑祭礼---托付事业》《北京木刻本蒙古文本：十方之王格萨尔汗的故事》《格斯尔的净化仪轨》《格斯尔王赞》。参见石泰安：《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耿昇译，陈庆英校订，第70-82页。
(1)抄本世家往往把《格萨尔》抄本视为珍宝，供于经阁上。抄写、收藏、出借、互赠《格萨尔》的抄本、刻本，可显示其家族实力，功德修养和一定的社会地位。
(2)参见王沂暖：《甘肃民族版〈《格萨尔》研究文献资料〉一书的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格萨尔研究》第4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8页。
(1)参见石泰安：《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耿昇译，陈庆英校订，第6页。
(1)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210页。
(2)朝戈金：《论口头文学的生产者》，《文学遗产》2024年第3期，第4-15页。
(1)参见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2)参见丹珍草：《〈格萨尔〉史诗说唱与藏族文化传承方式》，《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第165-170页。
(1)朝戈金：《论口头文学的生产者》，《文学遗产》2024年第3期，第14页。
(2)有学者认为：1839年，施密特（IJ·Schmidt）院士首次用德文发表蒙古文版本《格萨尔》，由此，欧洲东方学者才更多地了解这部史诗，众说不一。
(3)参见石泰安：《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耿昇译，陈庆英校订，第60页。
(1)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3/28/c_119982831_3.htm，访问日期：2024年9月9日。
(2)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3)朝戈金：《朝向21世纪的中国史诗学》，《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10年第1期，第140页。
(4)中国社科院《格萨（斯）尔》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编：《国故融新知---格萨尔史诗学术七十年》，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页。
(1)表演理论有哲学、语言学以及民俗学的学术背景，有向实证、经验的研究转变的趋势。
(2)丹珍草：《格萨尔史诗遗产活形态传承与研究范式转换》，《文学遗产》2022年第2期，第19页。
(3)参见诺布旺丹：《〈格萨尔〉史诗的集体记忆及其现代性阐释》，《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第53-63页。
(4)参见曼秀·仁青道吉：《论黑格尔的史诗观---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为例》，《西藏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1-118页。
(5)朝戈金：《“全观诗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4页。
(1)朝戈金译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专著《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尹虎彬译著《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提出“演述中的创编”。还有巴莫曲布嫫译著《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等。
(1)劳里·航柯：《史诗与认同表达》，孟慧英译，《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89页。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I207.22;G125
引用信息:
[1]丹珍草.格萨尔史诗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及理论实践探索[J].西藏研究,2024,No.208(05):52-65+157.
基金信息:
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2BZW178）; 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中国史诗学”（项目编号：DF2023YS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