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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交往交流过程中,我国蒙藏两民族的史籍在内容和编纂体例,以及命名方式上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八思巴所著《彰所知论》首次将蒙古写入藏族史书,《红史》继承其撰写体例,并在书写内容上进行了扩充,其命名借鉴了蒙古族以色彩命名的方式。同时,蒙古族史籍的文本体例深受藏族史籍《彰所知论》的影响,而《十善福经白史》一类的史书则受到藏文伏藏文献的影响,其命名将藏文“■”译成蒙古文。这种蒙藏史籍的交互影响展现了蒙藏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Abstract：Throughout a long history of interaction,exchange,and integration,the historical texts of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peoples have mutually influenced each other in terms of content,compilation style,and naming conventions.Phags-pa's Clarification of Knowledge was the first to integrate Mongolian history into Tibetan historiography.Red Annals not only inherited its compilation style but also expanded its content,while adopting the Mongolian tradition of color-based naming.Similarly,Mongolian historiographical work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risong Detsen,with titles such as White Annals of Ten Virtuous Sutras directly translating the Tibetan term bka' 'bum into Mongolian.These reciprocal influences in the naming and structure of Mongolian and Tibetan historical texts reflect the profound interactions,exchanges,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1)韩聪:《元代藏传佛教的传播及对蒙藏关系的影响》,《文化学刊》2016年第12期,第218页。
(1)参见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
(2)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第225页。
(3)刘凤强:《元明清时期藏族史书编纂与多民族共同体认识的形成》,《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 1期,第194页。
(4)贡布多加:《<红史>新创藏史书写体例背景探析》,《青藏高原论坛》2021年第3期,第81页。
(1)刘凤强:《元明清时期藏族史书编纂与多民族共同体认识的形成》,第194页。
(2)刘凤强:《元明清时期藏族史书编纂与多民族共同体认识的形成》,第193页。
(3)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修订译本)》,陈弘法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2页。
(4)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修订译本)》,陈弘法译,第92页。
(5)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第225页。
(6)贡布多加:《<红史>新创藏史书写体例背景探析》,第78页。
(1)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修订译本)》,陈弘法译,第92页。
(2)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修订译本)》,陈弘法译,第92页。
(3)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噶·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4)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噶·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第120页。
(1)参见王德恩:《<蒙古源流>著者思想剖析》,《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22页。
(2)包文涵、乔吉:《蒙文历史文献概述》,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3)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蒙古史论文选集》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1983年,第502页。
(4)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0页。
(5)包文涵、乔吉:《蒙文历史文献概述》,第46页。
(6)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修订译本)》,陈弘法译,第159页。
(7)王德恩:《<蒙古源流>著者思想剖析》,第21页。
(1)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修订译本)》,陈弘法译,第72页。
(2)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修订译本)》,陈弘法译,第72页。
(3)包文涵、乔吉:《蒙文历史文献概述》,第20页。
(4)包文涵、乔吉:《蒙文历史文献概述》,第20页。
(5)乌云毕力格、周赫:《关于<白史>的书名与前序后跋——蒙藏文化交流与交融之一例》,《中国藏学》2022年第1期,第82—83页。
(6)乌云毕力格、周赫:《关于<白史>的书名与前序后跋——蒙藏文化交流与交融之一例》,第82页。
(1)乌云毕力格、周赫:《关于<白史>的书名与前序后跋——蒙藏文化交流与交融之一例》,第83页。
(2)乌云毕力格、周赫:《关于<白史>的书名与前序后跋——蒙藏文化交流与交融之一例》,第80页。
(3)乌兰:《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及其相关概念的一些表述方法》,《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第80页。
(4)参见Altan Tobci,Lobsangdambijalsan jokiyaba,Gerel Kitadcilaba,?b?r Mongγol-un Soyolun Keblel-ün Qoriy-a,1998,p.272,转引自乌兰:《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及其相关概念的一些表述方法》,第82页。
(5)《黄金史》中对“五色四藩”作了如下注释:五性者,仁义礼智信,称之谓“五色四夷”。大而言之,为宇宙之成规。小而言之,个体之属性。就朝政而言,是文韬武略之学,对教法而言,经与陀罗尼之学。为何称之为“五色四夷”?仁者,柔性,木行;义者,刚性,金行;礼者,热性,火行;智者,寒性,水行。刚柔相对,寒热相对,仁义相称,礼智相称,形成阴阳,故为“四夷”。信者,土性,普遍无分别,非夷,无夷,非众,非一。与之相合,故为“五色”。参见乌云毕力格、孔令伟:《论“五色四藩”的来源及其内涵》,《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第90页。
(6)乌云毕力格、孔令伟:《论“五色四藩”的来源及其内涵》,第93页。
(1)乌云毕力格、孔令伟:《论“五色四藩”的来源及其内涵》,第90页。
(2)乌云毕力格、孔令伟:《论“五色四藩”的来源及其内涵》,第93页。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K28;B949.2;C95
引用信息:
[1]李毛太,加洛才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蒙藏史籍的命名交互影响研究[J].西藏研究,2024,No.209(06):27-34+155.
基金信息:
2023年度“一带一路”创新人才交流外国专家项目“蒙古文古籍海外多语种成果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DL20231870001L)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