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研究》汉文版

(1)笔者参考了“结构主义”的研究对“结构”的定义。参见周英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页;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2)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第126页。

(3)拉德克里夫·布朗:《论社会结构》,刘达成等译,《民族译丛》1992年第5期,第24页。

(4)文章结论部分有完整结构图。

(5)“文殊大皇帝乃一切政教之主”,参见章嘉·若贝多杰:《七世达赖喇嘛传》,蒲文成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6)如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方面的研究,在地方通史性著作中进行了非常详实的论述,参见喜饶尼玛主编:《西藏百年史研究(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陈谦平主编:《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周伟洲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

(7)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下册)》,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8)《五世达赖喇嘛为申辩未允与吴三桂同叛朝廷奏书》(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

(9)章嘉·若贝多杰:《七世达赖喇嘛传》,蒲文成译,第134页。

(10)章嘉·若贝多杰:《七世达赖喇嘛传》,蒲文成译,第289页。

(11)AVPRI,Fund Chinese desk,file 1448,p.70,Tatiana Shaumian,Tibet:the great game and tsarist Russ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8.

(12)1910 г.ПисьмоДалай-ламыНиколаю II,привезенное в марте 1911 г.изДарджилинга в Петерб ургпрофессоромФ.И.Шербатским,оботказеЛондонапринятьПервосвященника и просьбой к русскомуцарювз ятьнасебязаботупорешениютибетскоговопроса,E A Беловой,Святецкая,Т Л Шаумян,Институтвостоковеден ия.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1900—1914),Москва:Восточ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2005,p.159.

(13)似为错译,应为“电报”。

(14)《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18—119页。

(15)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方面档案中关于7封电报的记载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所述一致。

(16)ИзложениеписьмаДалай-ламы,приложенное к депешеМ.С.Щекинот 5 июля 1910 г,E A Беловой,Святецкая,Т Л Шаумян,Институт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1900—1914),p.153.

(17)AMERICAN LEGATION,PEKING,CHINA,November 8,1908,程龙编:《晚清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涉藏档案选编:汉英对照》,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年,第144页。

(18)相关研究可参见康欣平:《从“收回”到“赏给”:1896—1897年间清廷处理瞻对归属事件析论》,《西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17—26页。

(19)《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上谕》(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6页。

(20)擦绒·旺秋杰布(1866—1912):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锡金侵入后藏甲岗地方。他奉驻藏大臣之命与英国人谈判,遭拒,未果。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驻藏大臣张荫棠与英政府在印度加尔各答签订《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宣统二年(1910),钟颖率清军进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出走,他和策默林·罗桑丹必坚参等管理拉萨政教事务。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后擦绒·旺秋杰布被杀,十三世达喇喇嘛命其贴身侍从达桑占堆入赘到擦绒家族,继承擦绒家族称号,并成为一家之长。

(21)陆兴祺:字韵秋,生卒年月不详,广东客家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陆兴褀就已经在印度加尔各答活动,经营天益商行(Thinyik Trade Company)。清末时即与驻藏官员往来颇多,甚至被驻藏大臣联豫任命为驻印采办委员。辛亥之后,由于西藏局势急剧变化,钟颖离藏,陆兴祺被任命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频繁参与涉藏事务。

(22)参见《藏事抄送陆兴祺来往电文》(1913年6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西藏议约案,档号03-28-005-01-022。

(23)指尹昌衡西征。

(24)1912 г.декабря 27.Секретноеписьмогенеральногоконсула в КалькуттеКД.Набоковазаместителюми нистраиностранныхделА.А.Нератову о реакциипрессыБританскойИндииназаявлениеАгванаДоржиева о возмо жностиустанавленияпротекторатаРоссии и АнглиинадТибетом.E A Беловой,Святецкая,Т Л Шаумян,Институт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1900—1914),p.190.

(25)《收云南唐继尧电》(1919年10月2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03-13-070-05-001。

(26)“From Charles Bell,Political Sikkim To The Foreign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The Government of India,New Delhi.Dated August 26,1920.”IOR L/P&S/10/716,British Library.

(27)周伟洲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上册)》,第152页;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冯其友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第270页。

(28)《谨将关于边藏外交军事意见鉴核》(1919年12月1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03-28-016-02-006。

(29)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45—63页。

(30)周伟洲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上册)》,第174—180页。

(31)拉德克里夫·布朗:《论社会结构》,刘达成等译,第25页。

(32)其实十三世达赖喇嘛明确知道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实质上“尚未议结”。可以看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对甘肃代表团表示“西母拉条约草案,亦可修改”。参见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1925年,铅印本,第58页。

(33)德尔智(Agvan Dorzhiev,1854—1938):俄国人,蒙古族,1854年出生于布里亚特,后前往拉萨哲蚌寺学经。1888年,德尔智获得最高等级的格西拉让巴学位,被指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七个侍读经师之一。因参与揭露“第穆阴谋”而获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高度信任,逐渐成为其最信赖的心腹。以往普遍认为德尔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联系因英国人的干预而中止,但俄国方面的档案材料却显示他们之间的秘密联系一直持续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对于德尔智的身份,学界还有争议,但正如他的英文传记作者约翰·斯内林(John Snelling)所说:“德尔智是一个高度政治动物”。这在他20世纪20年代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34)加拉罕(Lev Karakhan,1889—1937):苏联外交官。1904年加入孟尔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任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即副外长)。两次代表苏俄政府发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1923年9月率苏联外交代表团来华,次年与北洋政府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恢复了两国正常外交关系,随后任第一任苏联驻华大使。1926年8月回国。1927—1934年再度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4年任苏联驻土耳其大使。1937年在苏联“肃反”中遭枪决。

(35)No Title,OF 18593,the auspicious 13th day of the 11th month of the Tibetan Wood-Mouse year (December 14,1924).JampaSamten and Nikolay Tsyrempilov.From Tibet confidentially:Secret correspondence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to Agvan Dorzhiev,1911—1925.New Delhi:Indraprastha Press,2011,p.98.

(36)法尊法师:《我去过的西藏》,汉藏教理院印行,1937年,第36页。

(37)《贡觉仲尼等领取入藏特派状及蒋介石致达赖喇嘛书等收据》(1929年9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486页。

(38)陈庆英:《解读西藏驻京堪布贡觉仲尼到京任职的几份档案》,《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3—19页。

(39)孔庆宗:《回忆国民党政府对西藏政务的管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89页。

(40)法尊法师:《我去过的西藏》,第37页。

(41)No Title,OF 18604,the auspicious day of the 11th of the 10th month of the Tibetan Wood-Mouse year(November 12,1924).Jampa Samten and Nikolay Tsyrempilov.From Tibet confidentially:Secret correspondence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to AgvanDorzhiev,1911-1925,p.95.

(42)周伟洲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上册)》,第164页。

(43)如九世班禅曾在1905年赴加尔各答会见了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英国王储的称号)的乔治五世;而1910年联豫也曾迎请九世班禅前往拉萨。

(44)如九世班禅本来打算在江孜城欢迎十三世达赖喇嘛,但十三世达赖喇嘛却要求九世班禅到热隆寺会晤,有一种强调自己权威的含义。

(45)《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等为办事备受牵挚陷入困境引咎辞职事致蒙藏委员会呈》(1931年6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康藏纠纷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146—148页。

(46)《班禅驻京办事处为陈述西藏政情历数达赖之罪并请讨伐达赖等情事致行政院呈》(1932年6月7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628—2633页。

(47)戴传贤(1891—1949):初名良弼,后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人物。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对于边疆问题颇有研究,与九世班禅来往密切,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被称为蒙藏委员会“太上皇”。

(48)《考试院长请授予达赖班禅名号事致国民政府会议函》(1931年6月12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49)《国民政府封授班禅额尔德尼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令》(1931年6月2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第28页。

(50)《戴传贤请准授达赖喇嘛班禅名号事致国民政府会议函》(1931年6月12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607页。

(51)周伟洲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上册)》,第207页。

(52)《蒙藏委员会为贡觉仲尼等不可因班禅条陈有所疑难而遽然辞职请饬其安心供职事致达赖喇嘛函》(1931年8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615页。

(53)《特派班禅为青康宣化使办法》(1931年6月2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610页。

(54)根据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最高的特任及以上官员每月薪俸为800元。参见《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考试院公报》1933年第9期。

(55)《班禅之薪俸》,《康导月刊》1943年第2、3期。

(56)《西藏驻京办事处为陈述班禅种种谬举吁恳解决并译录三大寺及民众大会宣言书致行政院呈》(1932年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620页。

(57)《班禅驻京办公处为陈述西藏政情历数达赖之罪并请讨伐达赖等》(1932年6月7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631—2632页。

(58)《蒋介石为派员赴藏宣慰事致达赖喇嘛函》(1929年9月23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483页。

(59)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夏敏娟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8页。

(60)清末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要求直接奏事权也是如此,对于这一问题,是有历史连贯性的。

(61)马敏:《政治象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

(62)《藏事抄送陆兴祺来往电文》(1913年6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西藏议约案,档号03-28-005-01-022。

(63)杨芬曾经报告:“陆长官兴祺出身商贾不服番人之信望”。参见《条陈藏事》(1914年7月2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西藏议约案,档号03-28-009-02-034。

(64)《转陆兴祺呈西藏近情》(1913年11月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西藏议约案,档号03-28-005-03-038。

(65)《姚锡光代呈赴藏劝慰员杨芬报告致袁世凯呈》(1913年7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381页。

(66)林孝庭:《西藏问题:民国政府的边疆与民族政治(1928—1949)》,朱丽双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1页。

(67)黄慕松:《使藏纪程》,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79页。

(68)《黄慕松为访泽墨及谈话情形事致行政院等电》(1934年10月6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670页。

(69)诺布顿珠(Norbhu Dhondup,1884—1944):出生于印度大吉岭的藏族人,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时的翻译,曾先后得到贝尔、古德的重用,1936年至1942年出任英国驻亚东贸易代表兼助理锡金政治专员,1937—1938年,1939—1942年两次出任英国驻拉萨代表,曾获大英帝国勋章和英属印度授予印度籍人士最高荣誉的Rai Bahadur头衔。

(70)RGASPI,f 532,op.4,d.343.II.8-17,Alexandre Andreyev,Soviet Russia and Tibet:The Debacle of Secret Diplomacy 1918-1930s,Boston:Brill,2003,p.217.

(71)《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72)《姚锡光代呈赴藏劝慰员杨芬报告致袁世凯呈》(1913年7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381页。

(73)《黄慕松为册封典礼日期已定事致国民政府等电》(1934年9月21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74)欧阳无畏(1913—1991):又名欧阳觉猛、欧阳鸷,法名君庇亟美。1934年,欧阳无畏随黎丹率领的西藏巡礼团入藏抵拉萨,后留藏进入哲蚌寺果芒扎仓学习,同年被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为中央大学驻藏研究员。欧阳无畏1941年返回重庆,在国立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学校教授藏文。1945年抗战胜利后,兼任国防部边务研究所藏文教员。此后以少将军衔的身份批准入藏收集情报。1948年6月再度经青海入藏,并于1950年考取格西学位。1951年4月,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前往印度噶伦堡,在罗家伦的协助下前往台湾。

(75)欧阳无畏:《藏尼游记》(8),韩敬山校对,《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65页。

(76)欧阳无畏:《藏尼游记》(8),韩敬山校对,《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65页。

(77)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陆晓禾、黄锡光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78)To the lord of upholders and disseminators of Dharma,attendant,submitted by KalonTsarong from Nyetang halting place on 20th of the 7th month(August 23,1924),OF 18575-9.Jampa Samten and Nikolay Tsyrempilov.From Tibet confidentially:Secret correspondence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to AgvanDorzhiev,1911-1925,p.87.

(79)邢肃芝口述,张建飞、杨念群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拉萨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51—253页。

(80)“B.J.Gould,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to Indian Government,November 14,1939.”IOR L/P&S/12/4197,British Library.

(81)《吴忠信入藏日记》(1940年1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239页。

(82)苏联在1927年派出的一个所谓“苏蒙联合代表团”。参见Alexandre Andreyev,Soviet Russia and Tibet:The Debacle of Secret Diplomacy 1918-1930s,Boston:Brill,2003,pp.239-291.

(83)ARAN,f 725,op.4,d.74,II.1-4,manuscript,undated,Alexandre Andreyev,Soviet Russia and Tibet:The Debacle of Secret Diplomacy 1918—1930s,p.291.另,俄国学者亚历山大·安德耶夫在注释中写道:“如果按字面翻译,文件的标题为:‘人员名单,温柔和苛刻行动的来源,管理着伟大宫殿的事务,拥有一百个伟大国王的乐趣’。文件提到亚谿朗顿作为西藏司伦在1926年4月以后建议编制这份文件,大概是在1927年编译完成的,当察普恰耶夫到访拉萨的时候。”

(84)舍尔巴茨基(Stcherbatsky,1866—1942),20世纪上半叶西方佛教学界著名的俄罗斯学者,属于西方佛学彼得堡学派。少年时代即已掌握英、法、德语;青年时代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等;精通梵文、藏文,了解汉文、日文。后成为俄国科学院东方学部通讯院士。著有《佛教的逻辑》等书。1942年去世。

(85)Alexandre Andreyev,Soviet Russia and Tibet:The Debacle of Secret Diplomacy 1918—1930s,p.291.

(86)此信在档案中还有一份沈宗濂的“译件”,但该“译件”只是沈氏对信息拼凑的结果,并非真正的翻译。关于此情况,可参见冯翔、喜饶尼玛:《对国民政府后期治藏政策的再分析——以五世热振及沈宗濂关系为中心》,《民族学刊》2021年第6期,第82—94页。

(87)国民政府并无此令,很有可能是军统情报人员与热振的谈话给他造成了此种印象。

(88)根据档案中的藏文原件译出。《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并附西藏前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函》(1946年8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档号:001-059200-0009。

(89)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第198页。

(90)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2页。

(91)《达赖为光绪帝出走陕西表贡奏书》,藏历金鼠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92)AVPRI,Fund Chinese desk,file 1448,p.70,Tatiana Shaumian,Tibet:the great game and tsarist Russ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8.

(93)柳陞祺:《西藏政治》,《柳陞祺藏学文集》(汉文卷·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469页。

(94)喜饶尼玛、冯翔:《“热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中国藏学》2018年第1期。

(95)《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并附西藏前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函》(1946年8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档号:001-059200-0009。

(96)“Report by MR.B.J.Gould,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on the Discovery,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23th May 1941.”IOR L/P&S/12/4179,British Library.

(97)黎吉生(Hugh Richardson,1905—2000):早年在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学习。1930年10月9日进入印度文官系统,之后被派往俾路支省。1936年至1940年,1946年至1950年,成为英国和独立后的印度驻拉萨代表。

(98)REPORT ON TIBETAN AFFAIRS FROM OCTOBER 1938 TO SEPTEMBER 1939 by H.E.RICHARDSON,undated.FO 371/24693,The National Archives,Kew.

(99)即历史上称的“驱汉事件”,实际上是驱逐国民政府驻藏人员。

(100)《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83页。

(101)Alexandre Andreyev,Soviet Russia and Tibet:The Debacle of Secret Diplomacy 1918-1930s,p.216.

(102)ARAN,f 725,op.4,d.74,II.1-4,manuscript,undated,Alexandre Andreyev,Soviet Russia and Tibet:The Debacle of Secret Diplomacy 1918-1930s,p.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