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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社会学应现代性而诞生。过去与现代、自然与文化、人与物成为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在哲学领域,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现象学家和后现代主义学者都试图弥补主客体之间的沟壑,符号学家也曾尝试抛弃主客两极来解决这一困境。然而,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符号学家都进一步加深了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加剧了自然与文化、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分离。时至今日,人类学本体论转向,跳出以人为主体的视阈,尝试解决长久以来主客体之间形成的二元分立。用新的视角解读时轮历宇宙结构所包含的缘起逻辑、宇宙本原、时空观,不仅呈现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藏历宇宙结构独特的几何图式与宇宙模型之科学性,而且反映出东方文化共享的二元认知结构与相似的思维原则,二元的对立在相似性原则下相对应、相联系,形成集天、地、人于一体的宇宙结构,从而发展出大、小宇宙合一的生态观,自然与文化合一的道德观。这样的宇宙观、生态观与道德观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Abstract：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emerged in response to modernity, with the dichotomies of past versus modern,nature versus culture,and human versus object becoming focal points of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The contemporary ontological turn in anthropology endeavors to resolve this long-standing subject-object dualism by moving beyond anthropocentric perspectives.Examining the Kālachakra calendar's cosmic structure including its dependent origination logic,cosmic principles,and spatiotemporal concepts through this new lens not only reveal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its unique geometric patterns and cosmic models but also reflects the dual cognitive structures and similar thinking principles shared across Eastern cultures. Within these principles of similarity,binary oppositions correspond and interconnect,forming a cosmic structure that integrates heaven,earth,and humanity. This integration develops into an ecological view unifying macrocosm and microcosm,and a moral perspective that harmonizes nature and culture. Such cosmological,ecological,and moral perspectives promot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1)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14—120页。
(2)米歇尔·福科:《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32页。
(3)爱德华多·科恩:《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毛竹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59页。
(4)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69页。
(5)参见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37—202页;爱弥儿·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103页。
(1)参见爱德华多·科恩:《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毛竹译,第156页。
(2)参见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3)桑珠嘉措:《藏历运算大全》(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253页。
(1)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6—152页。
(2)参见Ulla Koch-Westenholz,Mesopotamian Astrology:An Intrduciton to Babylonian and Assyrian Celestial Divination,Museum Tusculanum,1995,p.44.
(3)参见G·E·R·劳埃德:《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钮卫星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G·E·R·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孙小淳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5年,第14—45页。
(1)参见桑珠嘉措:《藏历运算大全》(藏文),第253—254页;黄明信、陈久金译:《藏历的原理与实践——据商卓特·桑热与马杨·索巴嘉参藏文原著翻译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260页。
(1)参见亚里士多德:《天象论宇宙论》,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39页。
(2)参见Michio Yano,"Calendars,Astrology,and Astronomy",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Hinduism,Blackwell Publishing,Second Edition,2022,pp.384-398.
(3)参见David Pingree,"Astronomy and Astrology in India and Iran",Isis,Vol.54,No.2,1963,pp.229-246.
(4)参见Bill M.Mak,"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Astral Science from India to East Asia:The Central Asian Connection",Historia scientiarum,Vol.24,No.2,2015.pp.59-75.
(5)参见钮卫星、江晓原:《<七曜攘灾诀>木星历表研究》,《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第18期,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241—249页。
(6)参见江晓原:《东来七曜术(上、中、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3、4期,第100—103、23—26、54—57页;江晓原:《<七曜攘灾诀>传奇》,《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第42—45页。
(1)藏传佛教学者们辩论如果“极微尘”是最小的,那它应该没有方向,但如果它又能与其他“极微尘”聚合在一起形成“微尘”,那么它一定是在一定的方向上相互黏合凝聚,因此这是一个悖论。我们从辩论中可以看到佛教对宇宙原子论虽已接受,但也有反思。
(2)《俱舍论》中500倍“步弓”等于1 “俱卢”。寺院与村落之间至少要保持1 “俱卢”的距离。
(3)《俱舍论》中8倍“俱卢”等于1“由旬”。
(1)参见桑珠嘉措:《藏历运算大全》(藏文),第258页。
(2)“识非有非无”在佛教中指灵魂似有似无的状态,此存在物无行,一直处于冥想般思考的极乐状态。黄明信先生译作“无所想又非无所想处”。
(3)“无有”在佛教中强调的是诸因缘和合的空性本质,并非否认现象世界的存在。黄明信先生译作“无所有处”。
(4)黄明信先生译作“识无边处”。
(1)星,指二十八星宿。
(2)曜,指七曜,也指九曜、十曜,在七曜基础之上增加罗睺头、罗睺尾系九曜,继续增加长尾为十曜,均属于七曜系统。
(3)《西藏的天文历算》中将此处译作火轮是有出入的,此处并非指火轮,而是指第七山马面火山。
(4)二十八星宿与十二宫如同镶嵌在天穹之上的宝石,随天穹的风行而转动,每天旋转一周,因此,风行相当于周日视运动。
(5)黄明信先生把藏文中的(?)译作“漏刻”,以突显因使用滴漏法而采用的时间单位,同样的词在表示地理弧度时对译为“弧刻”,以区别于时间单位。天文史、科学史中习惯将滴漏计时器称作漏刻,为避免混淆,我们可以在“漏刻”二字上加引号以作区别,或可直译为“曲措”。“漏分”的用法同理。
(1)日曜(太阳)诞生于巨蟹宫井宿45“漏刻”位置,月曜(月亮)诞生于白羊宫首娄宿0“漏刻”位置,火曜(火星)诞生于狮子宫星宿30“漏刻”位置,水曜(水星)诞生于天蝎宫房宿30“漏刻”位置,木曜(木星)诞生于室女宫首轸宿0“漏刻”位置,金曜(金星)诞生于巨蟹宫首井宿0“漏刻”位置,土曜(土星)诞生于射手宫首尾宿0“漏刻”位置,罗睺头(罗睺)诞生于室女宫角宿0“漏刻”位置,罗睺尾(计都)诞生于双鱼宫奎宿0 “漏刻”位置,长尾诞生于射手宫斗宿0 “漏刻”位置。
(1)四卷本为《生的与熟的》《从蜂蜜到烟灰》《餐桌礼仪的起源》《裸人》。
(2)参见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6—518页。
(1)米歇尔·福科:《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第19页。
(1)参见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第73—75、96—101、269—273页。
(2)《时轮历》宇宙结构中未反映与植物的共融,但在藏族原始宗教文化与苯教文化中更强调人与山、水与万物的共存与共融。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C912.4;B01
引用信息:
[1]拉毛吉.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视角探讨时轮历宇宙结构[J].西藏研究,2025,No.210(01):75-87+157-158.
基金信息:
2021年度西藏大学配套与培育“提升”项目“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视野下的藏族天文历算”(项目编号:ZDTSJH21-09); 2020年度西藏大学专项资金“苯教天文历算文献整理与研究”(国家基金配套项目,项目编号:19BMZ03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