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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油茶作为藏族群众的日常饮品，通常被认为具有抗高原反应的功效。对酥油茶抗高反认识的形成、巩固与传播，涉及饮食文化的唯物性、饮食的政治经济学、饮食功能主义以及饮食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和机制。活跃在特定文化机制中的酥油茶，是一种物质实践活动与社会心理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集体意识建构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重要符号。
Abstract：There are certain limitations to the traditional dietary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tea and its culture. A more insightful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ea culture can be obtained by fusing social psychology with conventional dietary anthropology. One of the traditional beverages that is popular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butter tea. Tibetans think butter tea helps alleviate the effects of altitude sickness. Numerous elements contribute to this notion,includ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functionalism,materialism,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diet culture.In the Chinese community,butter tea has somewhat take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 communal consciousness as a result of material practice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growth. In an effort to boost Chinese culture's self-confidence and start a fresh academic conversation on Chinese dietary anthropology,this study reexamine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nventional dietary anthropology and applied a nove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food culture.
(1)参见Jack Goody,Cooking,Cuisine and Class:A Study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2-33．
(2)饮食唯物主义研究取向以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uain Harris）为代表，《文化唯物主义》是哈里斯系统阐述自己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构架的代表作。哈里斯依据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以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上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异同，构建起自己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哈里斯的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有相似的理论原则，但持不甚相同的认识论。他否定辩证法，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参见王余光、徐雁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5页。
(3)饮食唯心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他一直致力于创立一种与摩尔根的进化论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研究相区别的学派，而从文化的内在结构角度入手则是他的一种选择。列维-斯特劳斯企图以人类学来统摄整个科学研究，认为人类学冲破了传统的人为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界标准。参见蒋大椿、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80-582页。
(1)参见彭兆荣、肖坤冰：《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11年第3期，第48-56页。
(2)西敏司在其著作的导言中写道：“其种植园生产体系，以及那些使得产品得以生产出来的主要劳动榨取形式。我希望能展现出像糖这样的殖民地产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增长过程中的特殊的重要性”。参见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页。
(3)参见冯珠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马磊、江素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4)对“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解释有很多，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韩非子的解释为主基调的，强调“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韩非子·解老》），“喻理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乱，皆须用道，所以成功尔”（唐玄宗注）；另一类则强调“治理一个大国将犹如加工一盘美味的小菜一样轻而易举，得心应手”。“治大国若烹小鲜”，将治国大事比作小菜一碟，透露着一股豪迈的气势，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信。两类观点虽然相去甚远，但无不透露出饮食的哲思与精神。参见杨润根：《发现老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81页；康德衡：《〈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新解》，《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22-26页。
(5)参见彭兆荣：《饮食人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6)参见金炳华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7)陆羽撰：《茶经译注：外三种》（修订本），宋一明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页。
(8)其中一首具体唱诗可参见：Alfred Arthur Reade,Tea and Tea Drinking,London:Sampson,Low,Marston,Searle&Rivington,1884,pp.43-44．
(9)参见Charles E.Atwood,The Romance of Tea,New York:Irwin-Harrisons-Whitney,Inc,1934,forward.
(10)Tea Goes American,New York:Tea Bureau,1939,p.7.
(1)参见冈仓天心：《茶之书》，高伟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2)在青藏高原，并不是只有酥油茶可以用来抗高反，一些藏族群众也特别相信喝甜茶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一些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在《神州食俗趣闻》中写道：“还有一种甜茶，以牛奶、红茶和白糖熬制而成。茶呈浅褐色，味甜、醇香，对于初去西藏，不适应高原地带的人，甜茶饮下之后，顿觉头脑清醒，浑身舒服，高山反应很快消失。”参见曾庆如、王明真编：《神州食俗趣闻》，北京：中国食品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3)西敏司：《饮食人类学：漫话餐桌上的权力和影响力》，林为正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4)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对中国茶的研究仍主要延续着传统西方饮食人类学的“软性麻醉”食品传统定位，同时融入关于“帝国边陲”或者“边界模糊地带”的传统研究范式，这些研究及其方法对本文所提出的系列问题解释力并不强。同时，专门针对青藏高原饮茶特别是酥油茶的人类学研究可以说凤毛麟角，这种状况亟须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参见彭兆荣、肖坤冰：《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第48-56页。
(5)杰克·古迪认为，烹饪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阶级，他甚至把烹饪看作一个等级社会。参见Jack Goody,Cooking,Cuisine and Class:A Study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pp.213-215．
(6)David Arnold,The Tropics and the Traveling Gaze:India,Landscape,and Science,1800-1856,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转引自萨拉·贝斯基：《大吉岭的盛名：印度公平贸易茶种植园的劳作与公正》，黄华青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
(7)参见张展鸿：《饮食人类学》，招子明、陈刚主编：《人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其他主要的研究旨趣（或者叫作理论主题）还涉及对社交指标的阐释以及对社会身份的探讨。
(1)传统饮食人类学的其他主要研究议题涉及食物与“中心/边缘”的地缘政治、食物的市场张力、饮食功能、食物交换、饮食与性别、食与礼、共食的伦理性、饮食器具的社会性、饮食生命观、饮食正义、饮食与宗教、饮食与禁忌、饮食与医疗、饮食审美、饮食技术与技艺，等等。参见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126-332页。
(2)冯珠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马磊、江素侠译，第48页。
(3)参见越天相：《“神农得茶解毒”考补》，《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第189页；竺济法：《陆羽〈茶经〉确立了神农的茶祖地位---再论神农茶事之源流》，《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第174-177页。
(4)关于此事件的具体记载为：“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氵邕湖者。’”参见李肇、赵璘撰：《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6页。
(5)沈冬梅认为，758-761年间，《茶经》初稿以《茶论》之名已广为流传。参见沈冬梅：《陆羽〈茶经〉的历史影响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形象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5-92页。
(6)方以智录：《物理小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38页。
(7)参见李江峰：《吕兆禧和他的〈东方先生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4期，第63-67页。
(1)参见梁战、郭群一：《历代藏书家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4页。
(2)“关中”是古时对渭河平原及含陕西区域的泛称。虽然历代所指有所不同，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文献中均指战国末函谷关以西秦国故地，包括今河南灵宝市以西及陕西、甘肃东部和四川地区，也有特指现关中平原的记述，如《史记·货殖列传》载：“关中自泺、雍以东至河、华”，但陕西区域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亦有两关、三关、四关及众关之中等说法。参见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页；郑天挺、吴泽、杨志玖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186-1187页。
(3)在《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藏医药名著中均有对酥油、茶、盐的药用性以及医药功能的记载，后文对此有进一步交代。
(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7页。
(5)参见黄颢：《唐代汉地医学对藏族医学的影响》，《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第21页。
(6)参见蔡景峰：《唐以前的中印医学交流》，《中国科技史料》1986年第6期，第20页。
(7)参见黄颢：《唐代汉地医学对藏族医学的影响》，第22页。
(8)参见黄颢：《唐代汉地医学对藏族医学的影响》，第21页。
(1)参见陈强强：《古代汉藏医药交流述略》，《中医药文化》2020年第4期，第61-69页。
(2)参见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13页。
(3)参见Pat Caplan，“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food,health and identity”,in P.Caplan,ed.,Food,Health and Identity,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7,pp.1-31．另外，饮食人类学特别是关于饮食伦理方面的研究，也用“区隔”一词强调人们在进行食物选择时采用的一种策略，美国哲学家迈克尔·艾伦·福克思说：“我们所有人都会利用某种形式的区隔化，努力应付一些我们觉得不愉快或有威胁力的事物，或我们因故在那时刻无法处理或不愿处理的事物。”他强调人们食肉时有意利用区隔把吃的享受与动物受到的伤害和悲惨境遇加以隔离。参见迈克尔·艾伦·福克斯：《深层素食主义》，王瑞香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4)参见Bae Young-Dong，“Today’s Food Culture with Blurring Boundaries between Cultures”,The Study of Practice Folkloristics,No.11,2008,pp.83-106.
(1)参见陆羽撰：《茶经译注：外三种》，宋一明译注，第39页。
(2)参见竺济法：《“神农得茶解毒”由来考述》，《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2011年7月19日，第7版；周树斌：《“神农得茶解毒”考评》，《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第196-200页；赵国栋：《茶与社会》，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9-264页等。
(3)参见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编：《实用高原医学》，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5-239页。
(4)这种观点认可度较高，譬如相关专业书籍指出，药物预防主要采用“补气、活血、滋阴、渗湿、清热等中药复方片剂进行预防”。参见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军队卫生学卫生勤务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7页。
(5)藏医认为，隆病的病因是人体自身存在之“隆”。隆病以种类分为20种，以部位分为28种，以病类分为15种，共63种。种类包括胸喘、内佝偻、外佝偻（鸡胸）、颊痹、舌钝、半边弓、总脉风、半侧干瘦、全身干瘦、肩痉挛等。参见毛继祖：《藏医诊疗秘诀》，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页。
(6)藏医认为，赤巴病指体内赤巴平衡失调，产生病变。赤巴有主消化、容光、行动、视力、增色、体阳热能、雄心谋略等七种机能。诱发赤巴的病因有脏腑受伤，进食过咸、过辣、过酸，消化不良，饮食不洁、邪气疫毒侵袭，起居失度、患怒贪欲剧烈等。赤巴病包括体内赤巴火气所患疾病和肝区胆囊所患疾病。从疾病种类、患病部位和病种分类三方面，共有47种赤巴病。参见毛继祖：《藏医诊疗秘诀》，第15-16页。
(1)帝玛尔·丹增彭措：《晶珠本草》，毛继祖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
(2)参见大丹增主编：《中国藏药材大全：汉、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679页。
(3)参见大丹增主编：《中国藏药材大全：汉、藏》，第703页。
(4)参见赵国栋、李许桂、石确次仁：《茶叶传入西藏相关问题研究》，《西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38-47页。
(5)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第104页。
(6)参见赵国栋、李许桂、石确次仁：《茶叶传入西藏相关问题研究》，第38-47页。
(7)帝玛尔·丹增彭措：《晶珠本草》，毛继祖等译，第112页。
(8)实际上，早在4-5世纪，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饮茶为主的饮食潮流，而茶叶的药用性已经在中华文化圈中广泛传播，这在中古典文献中有大量记载，譬如《茶经》中载：“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另在国外研究中亦十分明晰，如《茶之书》中强调茶有抗疲劳、提神醒脑、清心明目功效，不仅用作内服之药，还常以糊状敷于患部，以减轻风湿疼痛，茶还是道士炼制仙丹的重要原料等。参见陆羽撰：《茶经译注：外三种》，宋一明译注，第5页；冈仓天心：《茶之书》，第34-36页。
(1)帝玛尔·丹增彭措：《晶珠本草》，毛继祖等译，第112-113页。
(2)参见帝玛尔·丹增彭措：《晶珠本草》，毛继祖等译，第113页。
(3)帝玛尔·丹增彭措：《晶珠本草》，毛继祖等译，第10页。
(4)参见胡燕：《雅安藏茶的主要活性成分及保健功能研究进展》，《食品工业科技》2019年第5期，第316-321页。
(5)参见宇妥·元丹贡布等：《四部医典》，马世林、罗达尚、毛继祖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6)参见宇妥·元丹贡布等：《四部医典》，马世林、罗达尚、毛继祖等译，第33页。
(7)帝玛尔·丹增彭措：《晶珠本草》，毛继祖等译，第186-188页。
(1)参见青海省药品检验所、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主编：《中国藏药》第2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254-255页。
(2)参见大丹增主编：《中国藏药材大全：汉、藏》，第13页。
(3)宇妥·元丹贡布等：《四部医典》，马世林、罗达尚、毛继祖等译，第38页。
(4)参见大丹增主编：《中国藏药材大全：汉、藏》，第13页。
(5)青海省药品检验所、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主编：《中国藏药》第2卷，第55页。
(6)大丹增主编：《中国藏药材大全：汉、藏》，第11页。
(7)宇妥·元丹贡布等：《四部医典》，马世林、罗达尚、毛继祖等译，第38页。
(8)参见大丹增主编：《中国藏药材大全：汉、藏》，第20页。
(9)参见大丹增主编：《中国藏药材大全：汉、藏》，第2-210页。
(10)帝玛尔·丹增彭措：《晶珠本草》，毛继祖等译，第187页。
(11)冯珠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马磊、江素侠译，第53页。
(12)参见萨拉·贝斯基：《大吉岭的盛名：印度公平贸易茶种植园的劳作与公正》，黄华青译，第8页。
(1)笔者在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调查时，多次在茶馆和当地群众一起吃早餐，他们仍然保持着喝酥油茶的习惯，并且强调喝酥油茶对身体的好处，认为酥油茶是上天或者佛祖对藏族群众的一种保护和加持。
(2)参见宇妥·元丹贡布等：《四部医典》，马世林、罗达尚、毛继祖等译，第78页。
(3)参见青海省药品检验所、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主编：《中国藏药》第2卷，第72页。
(4)参见《西藏藏医药》编委会编著：《西藏藏医药》，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5)笔者在对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牧区的长期调查中发现，农牧民群众把酥油茶当作一种通畅身体的东西使用，而不仅仅是饮料，当他们有任何重要活动时，都要通过饮用酥油茶让身体通畅起来，特别是在身体不舒服时，他们认为，酥油茶可以打通身体的任何阻淤。
(6)参见Claude Lévi-Strauss,The raw and the cooked,introduction to a science of mythology,VolumeⅠ，New York and Evanstun;harper&Row Publishers,1969．
(7)参见Jack Goody,Cooking,Cuisine and Class:A Study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p.213．
(8)参见李德宽、田广编：《饮食人类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3-134页。
(1)参见张云、石硕主编：《西藏通史·早期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
(2)参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第85页。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第104页。
(2)参见丹珠昂奔、周润年、莫福山等：《藏族大辞典》，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70页。
(3)参见赵国栋：《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47页。
(4)A.De Rosthorn,On the Tea Cultivation in Western Ssuch’uan:and the Tea Trade with Tibet Via Tachienlu,First Published 1895,Reprint in India by Isha Books,2013,pp.34-35．
(5)参见赵国栋：《共享与互构：藏、川、滇三地茶叶标识“火焰图”分析》，《农业考古》2021年第2期，第62-70页。
(1)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118页。
(2)参见张展鸿：《饮食人类学》，招子明、陈刚：《人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3页。
(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89页。
(4)参见张欣：《先秦饮食审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哲学系，2010年，第126页。
(5)参见E.Messer，“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Diet”,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3,No.1,1984,pp.205-249；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82-85页。
(6)福克斯：《深层素食主义》，王瑞香译，第34页。
(7)参见高文德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55页。
(1)参见丹珠昂奔、周润年、莫福山等：《藏族大辞典》，第382页。
(2)《中国“藏医药浴法”被列入非遗名录》，《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12期，第70页。
(3)笔者曾多次到阿里考察这所学院，也多次向游客、香客、旅游公司的驾驶员了解，他们都是通过私下的渠道听说的这个机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从那里购买过药物。
(4)访谈时间：2019年8月10日，地点：普兰县政府食堂内。
(1)参见赵国栋：《藏族民间寓言文学〈茶酒仙女〉研究》，《西藏研究》2016年第5期，第92-101页。
(2)西敏司：《饮食人类学：漫话餐桌上的权力和影响力》，林为正译，第27页。
(3)G.Feeley-Harnik，“Religion and Food: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Vol.63,No.3,1995,pp.565-582．
(4)参见David E.Sutton,Remembrance of Repasts:An Anthropology of Food and Memory,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1,p.88.
(1)实际上，在20世纪最后十年，对人类学新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已经受到重视，并挑战了人类学长期以来的一些基本假设，文化之间、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内在的复杂逻辑被不断反思，Ohnuki-Tierney Emiko的Culture Through Time一书用多篇论文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参见Ohnuki-Tierney Emiko,Culture Through Tim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参见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165页。
(3)参见陆益龙：《定性社会研究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4-67页。
(4)相关表述有许多，譬如“按照传说，中国茶由神农发现，曾经有人向老子献过茶，孔子饮过茶，可知其久远”。参见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158页。
(5)有研究者指出，中国饮食强调“五味调和”，其最佳境界是“和”：“‘和’能满足人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五味调和’才为最美”。参见余世谦：《中国饮食文化的民族传统》，《复旦学报》2002年第5期，第119页。
(6)“麦当劳现象”对应着“麦当劳化”，具体指的是全球化引发的食品快餐现象及影响。参见詹姆斯·华生主编：《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祝鹏程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50、193-207页；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28-29页。
(7)在群体间，也存在大量的某些形式的竞争，比如军事、人口、贸易等，但这些竞争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区域、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也增加了人口的流动、交融，强化了文化的传播与往来。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TS971
引用信息:
[1]赵国栋.饮食人类学与酥油茶[J].西藏研究,2024,No.205(02):31-47+156.
基金信息: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西藏藏茶文化史料搜集、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1XTQ007)阶段性成果